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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悄悄地在玛妮雅身后搭起几张凳子必威:,

来源:http://www.parajumpers2012.com 作者:必威 时间:2019-09-15 07:25

  在9月间,玛妮雅启程返回华沙,14个月的漫游,使她眼花缭乱。她回到她家新搬的住房,这所房子就座落在她学习过的中学校旁边。

  玛丽·居里的父母,都是有见识的人。父亲学祖父的榜样,在圣彼得堡大学研究高深的科学,后来回到华沙教数学和物理学。母亲把一所收寄宿生的女校办得很成功,城里最好的人家都把女儿送到这所学校来。这一家在弗瑞达路她办的学校里住了8年,他们住在二楼,住房向着院子,窗户间有精巧得像花环的阳台。每天早晨当这位教师迈出卧室的时候,前面的屋子里已经有女孩子闲谈的声音,她们在等着上第一堂课。

  玛妮雅刚刚在那浓烟弥漫的巴黎火车站下了火车,那种惯有的奴隶压迫感忽然离开了她,她的肩膀舒展了,心脏和肺叶都觉得舒服,呼吸到自由国度的空气,这在玛妮雅还是头一次。玛妮雅住进了布罗妮雅的家。

居里夫人的故事: 几十年前,波兰有个叫玛妮雅的小姑娘,学习非常专心。不管周围怎么吵闹,都分散不了她的注意力。一次,玛妮雅在做功课,她姐姐和同学在她面前唱歌、跳舞、做游戏。玛妮雅就像没看见一样,在一旁专心地看书。

  玛丽已经把恋爱和结婚从她的生活计划中划掉了。

  她很爱她的父亲。他是她的保护者,是她的教师,而且她几乎相信他无所不知。

  到了1868年,乌拉狄斯拉夫·斯可罗多夫斯基被任命为诺佛立普基路中学教师兼副督学,丈夫有了新职务,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不可能既保持女校校长职务,又照管她的5个孩子。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不无遗憾地辞去自己在女子中学的职务,离开弗瑞达路那所房子。在离开这儿前几个月的1867年11月7日,玛丽·居里就出生在那所房子里,她的母亲亲昵地叫她玛尼雅。

  因为她很兴奋,她觉得事事无不稀奇:在行人道上逍遥散步的人们能用他们愿意用的言语说话,是稀奇事;书店能不受限制地卖世界各地的书籍,也是稀奇事而最稀奇的,乃是那些微微斜向市中心的平直大路引着她,走向一所大学敞开的大门。

姐姐和同学想试探她一下。她们悄悄地在玛妮雅身后搭起几张凳子,只要玛妮雅一动,凳子就会倒下来。

  这并不十分奇怪。一个贫寒的青年女子因为初恋而失望并遭受屈辱,便发誓永远不再恋爱;而一个斯拉夫女学生为知识方面的抱负所激发,尤其容易决定放弃一般女子的义务、幸福和不幸,以便从事自己认为适合的事业。在所有的时代中,热烈希望成为大画家和大音乐家的女子们,对于恋爱,生男育女、规范,都是轻视的。

  父亲身为一家之主,维持收支平衡已经够困难的了,居然还找出时间来看他很费力得来的出版物,以充实自己的科学知识。他觉得有许多事都是理所当然的;应该赶上化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应该知道希腊文和拉丁文,除了波兰语和俄语之外,应该还能说法语、英语、德语,应该把异国作家的杰作用散文或韵文译成本国语言,应该自己写一些诗——他把他写的诗都小心地抄在一本黑绿两色封面的学生练习本里 :《生日赠友》、《为婚礼举杯》、《致旧日的学生》每星期六,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他的儿子和三个女儿,晚间都在一起研究文学。他们围着冒热气的茶炊闲谈,这个老人背诗或朗读,儿女们都入神地听着;他已经秃顶,一点点灰白胡子使他温和的胖脸显得长一点;他有非凡的口才。一个星期六又一个星期六过后,过去的名著就这样由一个熟悉的声音介绍给了玛妮雅,以前这个声音说神话给她听,念游记给她听,或是教她读《大卫·科波菲尔》。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总是打开书一面看,一面就毫不困难地用波兰语重述出来。现在,仍是那个声音,只因为在中学里教课太多,哑了一点,向四个注意听着的青年,高声朗诵浪漫作家的作品。在波兰,这些作家是描写奴役和反抗的诗人:斯洛伐茨基、克拉新斯基、密茨凯维支!这个教师翻着那些用旧了的书籍,其中有几本,因为俄皇禁止出版,是秘密印的。他高声朗读《塔杜施先生》中气壮山河的长独白和《科尔第安》中的沉痛诗句玛妮雅永远忘不了这些晚上:幸亏有她的父亲,她才能在一种不多见的发展才智的良好气氛中成长,而这在一般女孩是很少有的。有一种很强的联系使她依恋她的父亲,他以极动人的努力,设法使她的生活有兴趣、有吸引力。而她对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的关切之情,也使她猜到了,在他的平静的外表下暗藏着多么秘密的苦痛。这是一个鳏夫的不能自慰的悲哀,一个不得不从事次等工作的受迫害的职员的忧愁和一个谨慎人的懊悔,因为他仍在责备自己不应该作那次倒运的投资,而耗尽他的有限财产。

  斯可罗夫斯卡夫人用她手指抚摸她最小的女儿的前额。这种抚摸是玛妮雅所知道的最亲切的表示了。

  这是一所多么著名的大学啊!这所最著名的大学,几世纪以前人们就把它形容作“宇宙的缩影”, 路德说过 :“最著名、最杰出的学校是在巴黎,它叫做索尔本!”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玛妮雅读完了一本书,凳子仍然竖在那儿。从此姐姐和同学再也不逗她了,而且像玛妮雅一样专心读书,认真学习。

  玛丽自己建立了一个极端严肃的秘密宇宙,由爱好科学的情感支配。对于自己的家庭的亲切感,对于受压迫的祖国的依恋,也在这个宇宙中占有地位。这就是她的全部感情!其余都不足重,其余都不足道。

  玛妮雅在16岁的时候,就知道了补习教师的辛劳和卑屈:在雨天和冷天穿过市区,走很远的路;学生常是不听话或懒惰的,学生家长往往让人在有穿堂风的门厅里等很久。或者只是由于疏忽,到月终忘了付给应付的几个卢布,而这个教师是急需钱用,算准了在那天早晨一定能拿到的!

  早在玛妮雅能记事的时候起,她母亲就没有亲吻过她。

  这次经历简直就是一篇神话,那辆缓慢、颠簸而且寒冷的公共马车,无异于一辆魔车,正把这个可怜的金发公主由她的贫寒住处送到她梦里的宫殿去。

玛妮雅长大以后,成为一个伟大的的科学家。她就是居里夫人。

  她独自住在巴黎,每天在索尔本和实验室遇见青年男子,她已经这样决定了。

  为了生活上的需要,她勇敢地接受了私人授课的劳苦生活;但是她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热烈而且秘密的生活。有许多梦想在激动她,与当时当地所有的波兰人一样。

  那时候,她所能想象到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偎依在多思多虑的母亲身边,并且在几乎看不出来的一些示意、一句话、一个微笑和亲切的一瞥中,感觉到有一种极深厚的慈爱保护着她,关注着她的命运。

  这辆四轮马车走过塞纳河,周围的东西都使玛妮雅心醉:那条雾蒙蒙的河的两个支流,那些庄严而又优美的岛屿,那些古迹,那些广场,在左边的圣母教堂的那些塔。走上圣米雪尔大道的时候,驾车的马放慢了步伐,一步一步地走着。就是那里!到了!这个女学生拿起她的皮包,提起她那沉重的毛料裙子的裙褶,匆忙中,她不留意撞了邻座的一个人,她羞怯地用迟疑的法国话道了歉。然后,由车顶急急走下梯级,到了街上,脸色紧张,向那座宫殿的铁栅跑去。

居里夫人的故事:玛丽·居里1867年11月7日生于波兰华沙的一个正直、爱国的教师家庭。她自小就勤奋好学,16岁时以金奖毕业于中学。因为当时俄国沙皇统治下的华沙不允许女子入大学,加上家庭经济困难,玛丽只好只身来到华沙西北的乡村做家庭教师。

  她的梦想萦绕在她心头,贫苦折磨着她,大量的工作使她过度劳累;她不知道闲暇和闲暇的危险。而她的自尊心和羞怯保护着她,此外还有她的怀疑:自从Z 先生家不愿意要她做儿媳妇,她就以为没有嫁妆的女子不能得到男子的忠诚和温情。这些美好的理论和痛心的回忆,使她意志坚强,使她坚持要保持独立。

  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回到华沙之后不久,结交了一些热心的“实证论者”。 有一个女子,皮亚塞茨卡小姐,给了玛妮雅很大的影响,那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中学教师,金栗色的头发,很瘦而且很丑,可是很讨人喜欢。她钟情于一个叫做诺卜林的大学生,他因为政治活动新近被大学开除。她对于近代学说,有着热烈的兴趣。

  她还不了解这些令人痛苦的原因,也不懂她的母亲为什么严格地使自己与他们隔离。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这时候已经病得很重,生玛妮雅的时候,她就有了结核病的初期症状,后来5年中,虽然经过多方调治,她的病情还是发展了。不过这位勇敢的基督徒总是生气勃勃,衣着整洁,照旧过着忙碌的主妇生活,给人一种身体健康的错觉。她自己立下严格的规矩:只用她专用的餐具,不拥吻她的女儿。那些小斯可罗多夫基不大知道她有这种可怕的病症他们只听见由一间屋子里传来的一阵阵短促的干咳声,只看见母亲脸上的忧愁阴影,只知道由前些日子起,他们的晚祷辞里加了一句很短的话 :“保佑我母亲恢复健康!”

  这座知识殿堂中,在1891年的时候,样子很特别,六年以来索尔本一直在改建,现在像一条正在换皮的巨蟒。在那很长的、颜色很白的新正面后边,邻近黎塞留时代的老朽建筑的工地上,不断传出鹤嘴锄的撞击声。这种忙乱情况,使学生们的生活增添了一种别致的混乱。在工程进行中,由一个教室移到另一个教室上课;在圣雅克弃置的旧屋里,不得不设了几个临时实验室。

1889年她回到了华沙,继续做家庭教师,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领她来到实业和农业博物馆的实验室,在这里她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实验室使她着了迷。以后只要有时间,她就来实验室,沉醉在各种物理和化学的实验中。她对实验的特殊爱好和基本的实验技巧,就是在这里培养起来的。

  一个有天才的波兰女子过着枯燥的生活,与人世隔绝,把自己留给工作,这并不可惊;但是,一个法国人,一个有天才的学者,竟会为这个波兰女子留下自己,不知不觉地在等着她,那就实在令人惊异了。

  玛妮雅起初很胆小,有一点怀疑,后来被她朋友的大胆意见征服了。她和姐姐布罗妮雅和海拉以及同伴玛丽亚·拉可夫斯卡,一起参加了“流动大学”的定期聚会:有一些仁厚的教师讲解剖学、博物学、社会学,给想提高文化的青年听。这些功课都是秘密讲授的,有时候在皮亚塞茨卡小姐家里,有时候在别的私人住宅里,这些学生每次八个或十个聚在一起写笔记,传阅小册子和论文。一听见极小的声音,就都颤抖起来,因为若被警察发觉,他们就都不免下狱。

  玛妮雅每次说到读书,一种特有的羞怯总使她双颊晕红。前一年他们住在乡下的时候,布罗妮雅觉得独自学字母太乏味,想拿她的小妹妹作教育试验,跟她妹妹玩“教师游戏”。 这两个小女孩有好几个星期总在一起,用纸版剪的字母随意排列成字。后来有一天早晨,布罗妮雅正在她的父母面前结结巴巴地读一段很简单的文字,玛妮雅听得不耐烦,从姐姐手上拿过那本打开的书,很流利地读出那一页上的第一句。

  这个青年女子,用她一卢布一卢布积蓄起来的一点钱,取得了听课的权利;她可以由布告上的复杂时间表里列着无数课程中,选她愿意听的课。她在那些“实验室”里有了自己的位置;那里有人领导,有人指导,她可以不必盲目摸索着运用各种仪器做简单试验了。玛妮雅现在是理学院的学生了。

居里夫人的故事:1892年,在她父亲和姐姐的帮助下,她渴望到巴黎求学的愿望实现了。来到巴黎大学理学院,她决心学到真本领,因而学习非常勤奋用功。每天她乘坐1个小时马车早早地来到教室,选一个离讲台最近的座位,便清楚地听到教授所讲授的全部知识。为了节省时间和集中精力,也为了省下乘马车的费用,入学4个月后,她从她姐姐家搬出,迁入学校附近一住房的顶阁。

  神奇得很,玛丽还在诺佛立普基路的住房里,梦想要到索尔本来求学的时候,比埃尔·居里已经在索尔本作出了几项物理学的重要发现,而由索尔本回到家里之后,竟在日记里写了这样几行伤感的话:“为生活而热爱生命,妇女远远超过我们,所以有天才的妇女很少。因此,当我们受某种神秘的爱所驱使,要走上某种反自然的途径时,当我们要把全部思想用于某种工作,远离我们所接触的人类时,我们就必须与妇女战斗。母亲最希望保有她对儿子的爱,即使他长成一个呆子,她也不顾;情妇要完全占有她的情人,觉得为一小时的恋爱而牺牲世界上最好的天才,也是一件当然的事。在这种战斗中,我们差不多永远不是她们的对手,因为妇女们有很好的于她们有利的理由:她们说是为了生命,为了天性,要试着把我们引回去。”

  流动大学的任务,不只是补足从中学校出来的少年的教育。这些学生听讲之后,还要从事教学工作。

  起初,周围的寂静使她很得意,就继续玩这个极有趣的游戏;但是她忽然惊慌起来,看了看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和夫人惊呆了的脸,又看了看布罗妮雅不高兴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就不由得哭了;神童气概完全消失,她还不过是一个4岁的孩子,痛哭着并且悲哀地重复着说 :“请原谅我原谅我我不是故意这不是我的错也不是布罗妮雅的错这只是因为它太容易了”

  事实上,她已经不再名叫玛妮雅,也不名叫“玛丽亚”了,她在入学注册单上是用法文写的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但是因为她的同学不会说“斯可罗多夫斯基”这个很难说的字,而这个波兰女子不肯让人随便叫她玛丽,她就很神秘地没有名字。一些年轻人在那个回音很响的走廊里,常常遇着这个女子,衣服穿得朴素寒俭,脸上神气沉静严肃,头发柔软而且光亮;他们都觉得惊讶,转过身来,彼此问着 :“这是谁?”回答总是空泛的 :“这是个外国人她的名字简直没法儿念!上物理课的时候,她永远坐在第一排她不大说话”那帮年轻人都用眼睛追随她,直到她那优美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然后说了一句结论 :“美丽的头发!”

这阁楼里没有火,没有灯,没有水,只在屋顶上开了一个小天窗,依靠它,屋里才有一点光明。一个月仅有40卢布的她,对这种居住条件已很满足。她一心扑在学习上,虽然清贫艰苦的生活日益削弱她的体质,然而丰富的知识使她心灵日趋充实。1893年,她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物理系。第二年又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该校的数学系,并且获得了巴黎大学数学和物理的学士学位。

  几年过去了,比埃尔·居里一直把身心都献给科学研究,他没有娶任何不值一顾的或漂亮的女子;他已经35岁,他谁也不爱。

  玛妮雅受了玻亚塞茨卡小姐的鼓励,去教平民妇女。

  玛妮雅突然失望地想到,或许因为她学会了读书,他们永远不肯原谅她。在这次难忘的事发生之后,这个小孩渐渐把大小写的字母都认熟了;由于她的父母总是避免给她书,她才没有显著的进步。他们都是很谨慎的教师,总担心他们的小女儿智力发育过早,所以每逢她伸手去拿书本的时候,就叫她作别的事。

  有很长的时候,索尔本的学生们,只认识他们这个不与人交往的同学的金色头发和斯拉夫式的头。

  他翻弄着他那搁了许久的日记,重读旧日所写的话,字迹已经褪色了,其中几个小小的字,充满了惋惜和莫名的忧伤,引起他的注意:“有天才的妇女很少。”

  她为一个缝纫工厂的女工朗读,并且一本本地搜集波兰文书籍,聚成一个小图书馆,供女工们使用。

  玛妮雅天生有惊人的记忆力,她清楚地记得上年夏天和姐姐在一条小河里划水玩,一玩就是好几个钟点记得她们秘密地捏泥饼,衣服和围裙上都溅了黑泥点;还把泥饼放在木板上晒记得那棵老菩提树,有时候七八个小捣乱——她的表亲和朋友——一齐爬上去, 他们也常把她这个手臂太弱、 腿太短的“小东西”举上树去;他们在大枝上铺着又凉又脆的白菜叶,在白菜叶上晾着板栗、生胡萝卜和樱桃等食物她记得在马尔基,约瑟夫在一个燥热的谷仓里学乘法表,他们试着要把她埋在那流动的谷粒堆里!她也记得斯可西波夫斯基老爹,他驾着大型的四轮马车的时候,总是那样高兴地把鞭子抽得噼噼啪啪地响!

  但是此刻这位青年女子对这些青年男子不感兴趣。

  “我走进去的时候,比埃尔·居里正站在一扇对着阳台的落地窗前。虽然那时候他已经35岁,我却觉得他很年轻;他那富于表情的炯炯目光和他那颀长身材的洒脱风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而他那略显迟缓而且审慎的言谈,他的质朴,他那既庄重而又活泼的微笑,引人信任。我们开始谈话,不久就很投缘;谈话的题目是一些科学问题,我乐于征询他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谁能想象得到这个17岁的青年女子的热诚?她的童年是在她崇拜的神秘物品——她父亲的物理仪器面前度过的;在科学“时兴”以前,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已经把他对于科学的热烈好奇心传给她了。但是那个世界还不能满足急躁的玛妮雅的需要,她跳入世界上别的知识部门:要认识奥古斯特·孔德!也要研究社会进化!玛妮雅不只梦想学数学和化学,她要改革既定的秩序,她要启发人民大众以她先进的思想和宽厚的灵魂来说,她纯然是个社会主义者,然而她没有加入华沙的社会主义学生团体;她热爱波兰,认为为祖国效力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她还记得克萨维尔叔父的马!

  她被几个严肃的先生迷住了,这些人的头衔是“最高学府的教授”, 她要夺取他们的秘密。依照那个时代的可敬的规矩,他们上课都打白领带、穿黑礼服,衣服上总带着粉笔灰。玛丽就看着这些庄重衣服和灰色胡须过日子。

  这是玛丽后来用单纯而且略带羞涩的语句,描写他们在1894年年初第一次会面的情形。事情起于一个波兰人。他叫科瓦尔斯基先生,福利堡大学的物理教授,同他的妻子旅居法国,玛丽以前在斯茨初基同这位夫人相识。这是他们的密月旅行,也是科学旅行。科瓦尔斯基先生在巴黎举行几次讲座,并且参加物理学会的集会。他一到巴黎就打电话叫玛丽,并且友善地询问她的近况如何。这个女学生对他诉说她目前的忧虑,全国工业促进协会约请她研究各种钢铁的磁性。她已经在李普曼教授的实验室里开始研究;但是她必须分析各种矿物,并且收集各种金属的样品。

  当时她还不知道她要对这些梦想作出选择。她把她的民族意识、人道主义思想和在智力方面发展的势望,都掺杂在一种兴奋的心境之中了。

  她们越走近学校,比较大的一个就越控制住自己,并且把声音放低。她大声讲着的那个自己编的故事并没有完,但是到了在学校的房子跟前,她就中止了。

  前一天是李普曼先生的课,极有分量,极有条理。

  这要用一种复杂的设备,而那个实验室已经太满,容不下她的设备。玛丽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在哪里做她的试验。

  矛盾得很!这个“解放了的女孩”为了表示轻蔑艳冶,刚把她那极美的金栗色头发差不多齐根剪去,就暗自叹息,并且把一些动人而没有什么意义的诗句完整地抄录下来。

  这两个女孩子突然静悄悄地从房子的窗前走过,这些窗户都挂着同样的硬花边窗帘。

  昨天她听布提先生讲课,他那像猿猴的头里装满了科学的宝藏。玛丽愿意听所有的课程,愿意认识那张白纸布告上列着的23位教授。她觉得似乎永远不满足她心里的焦渴。

  约瑟夫·科瓦尔斯基考虑了一会,对她说 :“我有一个主意,我认识一个很有才能的学者,他在娄蒙路理化学校工作,也许他那里能有一间供他支配的房间。无论如何,他至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你明天晚上晚餐后到我们家里来喝茶。我请这个年青人来,你也许知道他的名字,他叫比埃尔·居里。”

  玛尼雅与玻亚赛茨卡这个“实证的理想主义者”

  里面住的是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最恨也最怕的人物依凡诺夫先生,他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在学校范围内,他是代表沙皇政府的。

  在开始几个星期里,她遇到了一些没有料到的障碍。她认为自己精通法文,她错了;常有整个句子因为说快了听不清楚。她认为自己受过充分的科学教育,能够轻易地跟上大学的功课;但是她在“普沙兹尼士附近斯茨初基”那个乡下地方独自进行的研究,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通信得来的知识,在“工农业博物馆”里碰运气做的实验,都不能代替巴黎中学毕业生的扎实的教育,玛丽发现她在数学和物理学知识上有极大的缺陷,为了要得到她时时刻刻羡慕着的理学士的华贵头衔,她必须努力用功!

  这是平静的一晚。在那对青年夫妇的安静寓所里,立刻有一种好感,使这个法国物理学家和这个波兰女物理学家彼此接近。

  在一起,用许多时间试图作出自己的前途计划。不幸得很,阿斯尼克和勃兰戴斯都没有给她们指点办法,能在一个大学不收女生的城市里求得高深学问;也没有给她们什么神方,能够靠教半卢布一小时的课就很快地积蓄一笔财产。

  素希雅和玛妮雅散步回来,溜进父亲的书房的时候,这位教师正低声和夫人谈着伊凡诺夫。

  这天是保罗·阿佩尔讲课,解释很清楚,说法很别致。玛丽到得很早。这个波兰女子坐在凳子上,脸上带着赞赏的微笑,她那饱满的宽宽的前额下面,极浅的灰色眼睛发出幸福的光芒。怎么会有人觉得科学枯燥无味呢?还有什么东西比支配宇宙的不变定律更醉人?还有什么东西比发现这些定律的人类智慧更神妙?这些非凡的现象,以和谐的原则彼此联系;这种次序,表面上无次序而实际上有次序;与它们相比,小说显得多么空虚,神话显得多么缺乏想象力啊!

  比埃尔·居里有一种很特殊的魅力,这种力量来自他的庄严和温雅的洒脱风度。他的身材颇高,衣服剪裁得肥大,不甚入时,穿在身上宽大了些,可是显得很合适,无疑地,他颇有天然的优雅。他的手很长,很敏感。他那粗硬的胡须使他端正而且很少变化的脸显得长一点;他的脸很好看,因为他的眼睛很温和,眼神深沉、镇静,不滞于物,真是无可比拟。

  天性慷慨的玛妮雅十分忧伤;这个原是一家中最小的孩子,却觉得对大于自己的人的前途负有责任。

  但是不行!大人们的谈话太叫人厌烦了。“ 依凡诺夫警察沙皇放逐密谋西伯利亚”玛妮雅一到这个世界来,就每天听见这些词儿;她模糊地觉得它们有一种可怕的意义,本能地躲开它们。

  这个青年女子的灵魂中涌现一种冲动,要向那无穷无尽的知识前进,要向物质和物质的规律前进;只有爱的感觉能与她这种感觉相比拟。

  虽然这个人总是沉默寡言,从来不高声说话,却不能不使人注意到他所表现的才智和个性。在卓越的智力并不总是与道德价值结合在一起的文明中,比埃尔·居里差不多是唯一的表现人性的典范,他既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又是一个高尚的人。

  约瑟夫和海拉幸而不用她担心,那个青年即将成为医生,那个美丽而且性情激烈的海拉正在为要作教授还是作歌唱家而迟疑不决,她一面尽力地唱,一面获得文凭,同时拒绝一切人的求婚。

  这个小女孩深深沉浸在幼稚的幻想中,从父母身边走开,不去理会他们低声的亲密谈话。她昂着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且呆呆地站定在她特别喜欢的东西跟前。

  “我拿起太阳来,再扔出去”

  他们的谈话起初很空泛,不久就成了比埃尔·居里和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两个人之间的科学对话。

  玛妮雅生性要先人后己,布罗妮雅明显的焦心和沮丧,成了她时刻在念的忧虑。她忘了自己的抱负,忘了自己也迷恋那个希望之乡,也梦想走1千公里路到索尔本去满足她的求知欲,然后带着宝贵的行李回到华沙,在亲爱的波兰人中间,谦虚地从事教学工作。

  那里有个架子,上面放着一个饰有路易十八的圆形头像的蓝色塞夫勒磁杯——父母上千次告诫过玛妮雅不要碰它,因此她很怕它。小女孩躲开了这个架子,终于在她最喜欢的那些宝贝前面停下来。

  听见一位安详庄严的学者说这样短短的一句话,以前那些年的挣扎和受苦都是值得的了。

  玛丽尊敬地问比埃尔一些问题,听取他的意见;他也叙述他的计划,描述那使他惊奇的结晶学的现象,他此刻正在探索它的规律。这个物理学家想到,用术语和复杂公式对一个女子谈自己喜欢的工作,而看见这个可爱的青年女子兴奋起来,能够了解,甚至于还正确、敏锐地讨论某些细节,这是何等稀奇这是何等快乐啊!

  她之所以如此关心布罗妮雅的事业,这是因为有一种比血统还要强的联系,使她亲近这个青年女子。

  一个是挂在墙上的精确的气压表,镀金针在白色的标度盘上闪着亮光;到一定的日子,这位教师就当着他那几个聚精会神的孩子仔细地调整它,并把它擦干净。

  玛丽感到幸福极了。

  他看玛丽的头发,看她那饱满的前额,看她那为实验室中的各种酸和家务工作而受到损伤的手;她的娴雅使她迷惑,而毫不装模作样使她更显动人。他记起主人请他来和这个青年女子见面的时候,对他说过一些关于她的事 :“她在上火车到巴黎来之前工作了好几年,她没有钱,她独自在一个顶楼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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