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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来源:http://www.parajumpers2012.com 作者:必威 时间:2019-09-18 00:41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中国方面积极备战期间,朝鲜战争形势迅猛发展。朝鲜人民军继6月28日解放汉城后,到8月中旬,已经解放了南朝鲜90%的地区,把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以东1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美军一面负隅顽抗,一面利用釜山港继续增援兵力。战争形成胶着状态。

然而,就在周恩来正式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减120万以后不到一天,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斯诺眼中的中国》这本书中写道:“1949年的历史充分证实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战略是正确的。……在北京的故宫前面,他站立在毛泽东和朱德身旁,千百万张笑脸朝着新朝代建筑师——人民共和国三巨头之一的周恩来欢呼。”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回延安的前三天,向中外记者宣告:国民党军队如进攻延安,中共将被迫从边区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中共只要紧靠人民,为人民服务,必能成功。中共“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第二天,他在给郭沫若、于立群的信中说:“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
  他回到延安后,12月17日给在上海的宋庆龄的信中,就从力量消长预测了胜负前途。他说:“如果内战继续下去,蒋介石的武力再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消耗,解放区人民的武力将有可能与蒋介石的武力渐渐的处于平衡的地位。到那时,我们会看到在蒋介石统治区,爱国的民主运动的更加发展,经济的财政的危机更加严重,人民的武装抵抗运动也会更加在许多地区扩大,再加上上述的国际有利局势——新的民主高潮就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光明胜利的前途一定会到来。”31日,他又给郭沫若写信说,“国内外形势正向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途程中进展,……我们这一面,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
  历史的发展证明周恩来的这些战略性的预测是十分准确的。1947年12月,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7年又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译东擘划和指挥了这场东起胶东半岛,西至天山南北,由东北长春到南海之滨的广东,相去万里,历时4年的革命战争,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胜利。毛泽东在1950年2月27日曾经回顾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7年6月30日夜,人民解放军横渡黄河天险南下。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军队20年来第一次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进攻。这个作战方计,是周恩来提出来的。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已经势不可免,和平已经没有希望。这个月中旬,周恩来和几位友好的爱国人士商谈国内军事态势后,18日,他给中共中央去电提出:“我如以两支强兵南下,一插津浦路东,一插路西,直抵江边,京沪局势必将大乱。”
  这是大军南下、中原突破这一战略的最初提出。这个意见得到中央的重视和接受,下来就是作好准备和什么时候实行的问题了。6月下旬,虽然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但是广大中间人士对和平仍然存在着幻想,周恩来必须彻底揭露蒋介石不要和平坚持内战的真面目。到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和谈已经破裂,而第三方面人士仍然害怕破裂;国民党提出要很快召开“国大”,中共则要争取第二方面人士中的大多数不参加“国大”以孤立蒋介石。在这样的形势下,10月15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去电报提出:“在军事战略上应与政治相配合”。他主张“在‘国大’前后,还不宜打出来,主要仍在解放区作战,易于歼敌”。
  从1947年3月19日起,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同时指挥全国各战场的战争。4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电告刘伯承、邓小平,你们应在黄河东西两段同时准备充分的船只及其他必要事项,以便随时可以从东面或西面采取渡河行动。5月3日,中共中央电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位于长江北、黄河南的蒋军顾祝同系统,刘邓军10万立即开始休整,6月1日后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州、汉口,或打汴梁、徐州,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陈粟军受刘邓指挥。6月30日晚,刘邓大军四个纵队约13万人强渡黄河南下,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在转战陕北中,西北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蟠龙战役胜利的五天后,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的电报,内容是:“全党全军首先要面向蒋管区,把战争引向更远的敌后。”
  1947年7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上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战绩。他指出:一年中,歼敌112万,国民党军从建制、人员、武器来说都损失了大约1/3。1947年3月至6月,敌人的攻势已成弩末,除山东、陕北两处外,我方都转入了反攻。预计战争第二年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最上也将超过敌人,今后的发展必须求之于外线作战。这年8月,在他亲自领导下写出了战争第一年的总结,为制定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依据。9月28日,他在陕北葭县(今佳县)神泉堡作报告,阐明战争第二年的口号是:“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我们的方针就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要实现。”至于打倒蒋介石,“要到第三年,可能到第四年”。
  1948年6、7月间,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豫东战役,歼敌9万多人。7月11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写了这样一句话:“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吃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
  这预告了战争在新的年度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1948年9月,在周恩来主持下,总参谋部写出了战争第二年的总结,作为决定战争第三年战略方针的依据。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说:战争进入第三年后,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重点在北宁路”,“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如果战争的第三四年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很严重,加上敌方的财政经济崩溃,内部倾轧,那么胜利可能来得更快,我们应当有此准备”。
  这一月,华东野战军取得了解放济南、歼敌10万的胜利。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指出:这一胜利“证明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他认为,济南战役是三大战役的开端,决战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对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周恩来亲自起草了很多电报,对于兵力部署、作战指挥、兵员物资补充等问题,都有过详细的指示。1948年10月2日,周恩来就蒋介石从华北调兵增援锦州后,林彪对集中兵力攻锦州的方针发生动摇,并要华北杨(得志)、罗(瑞卿)、耿(飙)兵团支援东北一事,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电。电文中指出,“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15日,锦州解放,歼灭敌人10多万。17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说:“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部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指明了锦州战役必将发展成为解放全东北的大战。
  10月19日,长春解放,东北解放的大局已定。在此情况下,20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东北同电并告林彪、罗荣桓等,要他们加紧修通中长路陶赖昭至四平段,以便解放沈阳后迅速修通中长路全段并向北宁路推进。11月2日,沈阳、营口解放,辽沈战役结束。蒋介石和傅作义对于平津地区的守军是南下还是西撤举棋不定,明争暗斗。9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军委致华北、东北有关领导同志的电报,说: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为了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津、张、保地区,命令华北第三兵团西开协同第一兵团攻太原后北返,华北第三兵团停止执行围攻归绥计划,以防傅部西退,等待东北野战军入关共同夺取平、津。这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扩大原定的淮海战役作战规模,并指示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协同作战。
  1948年11月17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在我胜利威胁下,蒋匪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而“蒋匪嫡系24个师从华北海运江南,是蒋介石今天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及傅系步骑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电报要东北野战军考虑改变原定的休整到12月末的计划,提前进关。18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进关。29日,平津战役开始。12月中旬起,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导平津前线领导人开始同傅作义派来的人员进行谈判,基本原则是争取敌方放下武器。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至此,蒋介石国民党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15日,天津解放。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长期以来,周恩来从事着同一些国民党将领的秘密联系工作。1945年12月,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的电报中,要他们做好争取原西北军将领的工作。在战邹发的关键时刻,这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46年6月16日,周恩来电告中央,冯治安的副总司令张克侠已被国民党方面注意,现要将其妻子子女先送到解放区,请告徐冰洽办。17日,他电告中共中央转陈毅说,吴化文愿意找出路,请陈毅联系。后来,济南战役中,国民党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约2万人阵前起义,促使战役提前12天结束,人民解放军减少了二三千人的伤亡。淮海战役开始,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万多人起义,为人民解放军迅速切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这也是使得淮海战役扩大规模的因素。
  在指挥解放战争中,周恩来日夜繁忙,席不暇暖。他参与各战备区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决策,对许多战役都曾以电报作出指示。他起草的指挥作战的电报,最多时一昼夜达22份。1948年,为了使部队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他为中央军委拟定了《关于统一解放军全军组织和番号的规定》。1949年6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命令,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式样。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1946年12月16日,被任命兼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他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波澜壮阔的第二条战线。这条战线,以学生为主体,有广大工人、农民、教员、职员、爱国民主人士等参加,展开了同国民党反动派的迅猛异常、一浪高过一浪的斗争。“从解放区自卫爱国战争与蒋管区人民民主爱国运动的配合发展和胜利中,取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
  第二条战线的基础,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长期工作中打下的。1945年的“一二·一”运动推动了全国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1946年6月,周恩来批准中共南京局上海工委书记华岗的建议,决定组织上海各界代表到南京为和平而请愿。代表们6月23日在下关车站遭到大批特务围攻和殴打,暴露了蒋介石不要和平的原形。从“一二·一”到“六·二三”的和平民主运动,为形成第二条战线,迎接更大规模的斗争作了准备。
  周恩来兼任中央城工部部长后,1949年1月,调整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系统,以便配合解放战争,迎接全国革命新高潮。2月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分析了蒋管区人民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他说: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事实,激起了中国人民去年年底的反美抗暴斗争,美蒋反动派更加陷于孤立。会议通过了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指出中国政局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的高潮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1947年,学生运动高潮迭起。5月5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中,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蒋管区城市工作,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5月20日,蒋管区发生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次运动的浪潮席卷了全国20多省60多个大中城市,学生运动与工人罢工、市民运动、农民抗租抗税斗争等汇合一体,持续了一个多月。毛泽东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路线”,“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5月23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又指出:在学生运动中望坚持党的方针,“并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国民党的中央社当时有一个显然是缩小了的统计:从1946年12月到1948年6月,共发生“学潮”109次,506天。它说,“学潮”和中共的“一切号召和要求完全是密切呼应,若合符节”,“公然在政府后方开辟所谓第二战场”。
  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周恩来领导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既区别于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合法主义,也避免了发生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左”倾错误。1948年8月22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这个指示中说:“蒋近已决心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它分析说,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中,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地说,一般是不可能的。因此,采取或者准备采取武装斗争的直接行动,都是不许可的,都有使少数先锋队脱离广大群众、遭受严重摧残与招致一时失败的危险。指示提出应当“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凡是已经暴露的中共党员、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大批撤退到解放区,如上海撤出约2000人,北平撤出约1000人,南京撤出约几百人,这部分人在解放后大部分回到了城市,成为人民政权各条战线的工作干部。留在城市内不撤走的,开展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千方百计护厂、护校、护店和保护一切公共设施,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或毁灭城市的企图,里应外合,配合人民解放军完整地解放和接管城市,为国家和人民保存了元气。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提出:
  “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号召得到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领袖的广泛响应。他们认为中共“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通电国内外各界及海外侨胞,共同筹进,完成大业。
  这以后,周恩来就一面协助毛泽东继续指挥全国范围的大决战,一面用很大部分的精力筹划建立人民的国家政权。
  从1948年秋天开始,几百个爱国民主人士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从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海外到达解放区。为了使他们平安到达解放区,周恩来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11月初,他受已到达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代表的委托,开始主持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1949年2月27日,那时他还在西柏坡住,就审阅修改了《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人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等,批示把它们印成一册,名叫《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供大家协商讨论。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周恩来任主席,致开幕词。第二天,他在会上作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并说明,我们的共同纲领“不能不转向建设方面”,“重点要摆在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会上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周恩来被推选为常委会副主任,并兼任第三小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为了起草好《共同纲领》,6月下旬他把自己“关”在勤政殿一个星期左右,亲自写出全文,以后又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才形成草案送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8月26日至27日,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会上他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中共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有备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个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名称也要固定,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要长期存在。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新政协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在会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第二天,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报告说: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为着这个任务,我们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结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中国人局解放军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保证了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他说,我们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是它的灵魂”;我们的经济政策要“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营经济是领导的成分”;我们的文化政策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我们的外交政策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我们的国家要“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9月27日、29日,会议在周恩来等主持下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棠。30日,周恩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9日在全体委员会上当选为副主席)。下午6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后,毛泽东宣读了他所撰写的碑文。这一碑文后来由周恩来手书,永远地镌刻在庄严的纪念碑上。
  10月1日下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政府首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从此,开始了他26年国家总理的辛勤劳苦的历程。

  协助毛泽东编《毛选》的主要是他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从毛泽东与陈伯达、田家英的一些通信中,可以窥见毛泽东精心编《毛选》工作之一斑。

青年时代的周恩来,曾经在他的诗篇中写道:

9月15日凌晨,一个不幸而言中的判断成了无情的现实: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军7万多人在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指挥下,果然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在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下被迫实行战略退却。危机接踵而来。28日,敌军攻占汉城,29日进抵三八线。

在后勤保障方面,尤为困难的是:如何保证大量物资能够及时地、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朝鲜战场上的空军优势完全在美国,不少运往朝鲜的军用物资,常在途中就被整车炸毁。为了保障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供给,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组织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他亲自组织铁道部、铁道兵、东北铁路管理局等各方面的力量,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以及交通枢纽。常常是白天刚被炸毁,当晚立即修复。他指示在运输线上普遍设立“防空哨”,还下令从地方抽调大批汽车、司机和汽车修理工人补充志愿军。后来,随着人民空军的逐步壮大,又加强了空军的掩护。在周恩来的日夜操劳下,尽管环境异常险恶,这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在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始终奇迹般地保持着畅通,有力地支持并保障了前方的军事胜利。

  十月五日上午,受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将彭德怀从北京饭店接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非常清楚,在这个时候彭德怀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他们两人进行了一次情真意切的谈话。彭德怀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当毛泽东把挂帅出兵的重任交给彭德怀的时候,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③

  为了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周恩来已经付出一生的大半年华。现在,政权在手了。他在党和政府特别是政府工作中,又将经历多少艰难曲折,在祖国土地上滴下多少心血!
  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他在政协会上报告共同纲领的特点时,作了说明:“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政权。”
  1949年10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成立。会上,他作了《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说:“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他说明了政务院和它下属的四个大委员会和30个行政部门,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采取科学分工的机构,希望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一起来做好工作。
  周恩来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统一的政府,这个政府精干、廉洁、高效率和生气勃勃,齐心一致地进行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当时,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两项大的任务是:巩固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周恩来开始了他繁忙紧张的总理生涯。“恩来同志日理万机,全国刚解放,政府工作百废待兴,又要忙于应付战争的各项工作,他思路敏捷,处理问题细致周到”,他“日夜操劳,是付出了很大心血的”。
  周恩来的精力大部分集中到政府工作方面去了,同时,他仍旧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开始时还兼任着军委总参谋长。
  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大陆上和沿海岛屿上还有国民党的残余军队100多万,有待肃清。国内存在着几百万武装的政治土匪。救灾任务很重,1949年全国各地旱、冻、虫、风、雹、水灾相继发生,尤以水灾最严重,被淹耕地约1亿亩,灾民约有4000万。官僚资本必须没收,到1949年底,共没收2858个官僚资本企业,占我国工业固定资产的80%。生产因战争而下降,全年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钢生产量为15.8万吨,比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90多万吨下降83%。同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了50%左右,粮食减少25%,棉花减少48%。交通运输需要恢复,全国2万多公里铁路,1949年要恢复80%,1950年要恢复余下的20%,而且还要有发展。军队有470万人,军费支出的压力很大。失业人员4000万。国民党部队、政府留下的人员有几百万,要养起来;全国公教人员共有900万人,需要生活。社会秩序需要稳定。土地改革要花很大的力气来继续完成。财政经济混乱,物价不断上涨,……真是问题成堆,问题成山,千疮百孔,都有待政府来加以解决。
  周恩来说:“我们所接受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
  周恩来提出了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方针。1949年12月,他向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的人员讲:国家现在负担很大,不抓生产不行。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我们的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他指出:我们要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传统,保持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中国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周恩来强调:“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帝国主义在笑话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打仗还可以,但是建立政权、做经济工作是不行的,何况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们在等待新中国的失败。
  一场新的战斗开始了。稳定物价是人民政权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之一。当时政府在经济上所遇到的最严重的困难,就是国家在12年战争中产生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党原来统治的地区,从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物价上涨了成百万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全国物价这年从4月起发生了多次大幅度上涨之后,1O月份又猛烈上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11月,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等物资,井采取停止贷款和按期收回贷款,开征税收,冻结资金投放等措施,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各大城市统一行动,趁市场价格上涨时大量抛售,在几天时间内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沉重的打击,平抑了物价。1950年3月3日,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政府放手抛售库存物资,把延续12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消灭了。
  到第二年4、5月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的一个重大胜利,使全世界观感一新。物价突然稳定,成为举世闻名的奇迹。这被称为是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恢复和修建铁路也取得明显的成就。1950年初,大陆的铁路网基本恢复,从抗战之初起中断了交通十多年的华北和华南的铁路连接起来了,沟通了全国城乡经济。1952年7月1日。新建的成(都)渝(重庆)路通车了。1952年9月,新建的天(水)兰(州)路全线通幸了。
  1950年4月19日,周恩来参加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有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单位的领导人参加。会上,周恩来提出了进一步的设想。他说:国家要促进生产发展,“必须有重点,有先后”。(一)应该着重农业生产;(二)工业方面“应看力于对国计民生有益并可救急的”轻工业;(三)商业方面“必须掌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商业,如粮、布、煤等”。在周恩来的思想上,中国要向社会主义发展,这一点是肯定的、明确的。他的想法是这“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要“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他在1950年6月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还说过:“这必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决不可躐等而进。”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中苏会谈正式开始。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2月14日,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周恩来在签字仪式上发表演说,充分肯定苏联援助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意义。
  周恩来既主持政务院的工作,还主持着军委的日常工作。到1949年底,除西藏外,全国大陆已经全部解放。1950年4月16日到5月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歼灭国民党薛岳所部3万余人。中央准备大量复员军队。5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参谋会议上讲话,就军队的整编问题提出意见,指出整编的原则是使解放军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在近代化条件下发展。6月5日,中央复员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任主任,聂荣臻任副主任。在组织实施军队精简整编的同时,周恩来主持和参与领导了海、空军和其他特种兵的建设。1949年11月空军正式组建。1950年4月组建了海军。同年8月到1951年3月,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和工程兵的领导机关也先后建立起来。这些工作,他都亲自过问,有时还参与具体组织实施。短短几年间,人民解放军由几乎是单一的步兵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和边防、海防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正在我国准备大量裁减军队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了内战。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武装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它们的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受到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的威胁。
  中国立刻作出反应。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7月7日和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两次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他指出:朝鲜战争将会是持久的、长期化的战争,要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准备出兵。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兵力25.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8月中旬完成集结,开始整训。
  与此同时,周恩来领导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外交斗争。8月间,他多次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支持苏联关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提案,抗议美国的侵略罪行。周恩来还曾经通过印度向与我国还没有外交关系的美国,几次提出强烈警告。但是,美帝国主义对此都不理不睬。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后,很快进抵三八线,准备越过三八线,吞并全朝鲜。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国庆节大会上,再次提出警告,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不能置之不理”这句话,后来成了美帝国主义后悔莫及的践语。
  美帝国主义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中国的严正态度视为恫吓,加快了向中朝边境进犯的军事行动,企图将战火烧向中国来。10月上半月,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和祖国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救援朝鲜的主张。10月5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时说,要“有充分准备,一出手就胜”,在这样的战略意图下,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战争开始后,周恩来挑起了协助毛泽东主席组织领导这次战争的重任。从志愿军的编组、装备、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保障以及作战指挥,他都亲自过问,运筹帷幄。为了保障作战物资的源源供给,他亲自过问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码头等交通枢纽,指示在运输线上普遍建立“交通港”、“防空哨”,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作战部队反映大盖帽不便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立即指示改换解放帽。他了解到部队在山地作战,棉衣容易扯破,就指示把棉衣面轧上绗线。当了解到志愿军战斗紧张吃不上饭时,他立即责成政务院向一些省市布置,发动群众炒面供应前线。他还亲自到北京的一些机关同大家一起动手炒面。抗美援朝有一段时间,形势相当紧张,美军很可能从朝鲜半岛中部登陆,截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路。周恩来既要及时掌握前线情况,又要组织国内各方面支援和后勤供应运输,不少时日,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还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轮番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为了“坚持长期作战,以达到大量消灭敌人,完全解决朝鲜问题之目的”,决定组织第一、第二、第三批志愿军,轮番作战,使我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保持高度的机动性与持久性。
  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经过五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灭敌军23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井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6月30日,美国方面被迫同意进行停战谈判。7月10日,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举行。
  这个谈判,中国方面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他派李克衣、乔冠华等去参加谈判工作,一切问题都向他随时汇报。从谈判的议程、方针、策略,直到谈判的地点和中立区的范围,周恩来都作了缜密的考虑。他起草了大量电报发往谈判前方,指导中方谈判代表工作。仅1951年8月23日停战谈判中断到10月25日在板门店复会,这期间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给中方代表团的指示电就达50多件。从10月25日到1958年10月8日,谈判的第二阶段,周恩来起草的和经他修改的指导中方代表团工作的电报就各有80多件。后来,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签字。新中国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一起,对拥有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美帝国主义进行军事较量,取得了胜利,打破了“山姆大叔”不可战胜的神话,保卫了朝鲜和我国的安全。
  在胜利地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国内完成了土地改革、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稳定物价、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等重大任务。1951年1月16日,周恩来指出当年度财政总概算的实施方针,就是既要照顾到国防建设的紧急需要,又要保证物价继续稳定,使前方的胜利和后方的稳定结合起来。后来,他把这一思想发展成为“既要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又要保证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还要照顾国家的重点建设”。把“战争胜利、物价稳定、进行建设”作为1952年的要求。毛泽东概括成为“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后,周恩来指出:关键在“稳”。1950年市场物价稳定,为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27.2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钢产量为134.9万吨,粮食产量为3088亿斤,棉花产量为2607万担。这一年,国家财政收人为183.7亿元,支出为176亿元。职工平均工资比之1949年增长60一120%,农民的收入也增长30%以上。
  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了。重要的工业企业银行、铁路等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起着主导的作用。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消灭了;平息了匪患,消灭武装匪徒240多万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全国修复和新建铁路通车线路2.4万多公里,公路12.7万公里。土地改革除新疆、西藏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外,在全国基本完成,彻底推翻了长期统治和压迫中国农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了工农联盟,为进一步建设创造了条件。

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有朱德、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东北边防军、中央军委有关部门、海军、空军、有关兵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的准备工作。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因此,朝鲜确实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现在我们对于朝鲜不仅看为兄弟国家的问题,不仅看为与我国东北相连接有利害关系的问题,而应看为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这就给了我们新的课题——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采取积极态度,将东北边防军组织起来。”

要裁军了!裁减120万大军!中央要大裁军的消息在部队不胫而走。

  这样,西线战场形成敌我交错的战争奇观。从整个战场的态势看,敌军处在志愿军南北夹击之中;但在三所里、龙源里的局部战场,志愿军又处在敌军的南北夹攻之中,情况十分险峻。如果三所里、龙源里失守,清川江以西以北之敌将全部南逃,第二次战役的歼敌目标便会落空。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终于顶住每日上百架次飞机的轮番轰炸,击退一次又一次坦克兵、炮兵、步兵的协同攻击,使南逃北援之敌军相距不足一公里却始终不能会合,大振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威。这一可歌可泣的英雄战绩,深深地感动了彭德怀司令员,他在祝捷电报中破例地写上“三十八军万岁”六个字。

6月24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36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文件中说:“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军队人数已达到520万,为此,1950年我国准备减少军队120万”。会上,周恩来还特意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120万大裁军的报告。

这天的电报频繁不断,周恩来先后收到毛泽东3时和21时30分的两封电报:一是告诉我志愿军出动后,拟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岳地区组织防御,使美伪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如此,则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并等候苏联空军到来,然后再打。二是告诉我志愿军拟在10月19日出动以及整个部署情况。

  随即,在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的宣传热潮,人民群众以游行、集会等多种形式,表达对美国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志愿军的坚强支持。宣传运动深入到每个街道,每个乡村,每个家庭,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党和国家的意志迅速地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与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程潜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会议还决定周恩来主持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10月19日晚上,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和3个炮兵师、1个高射炮团,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

  毛泽东:“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④

根据周恩来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密切注视着朝鲜战局的变化。8月中旬,总参谋部作战室根据朝鲜战场的状况进行了图上模拟演习,对演习的结果作了分析,认为美军的下一步行动最大的可能是在朝鲜人民军的侧后登陆,进行中间截断。其适宜登陆的港口有6个,可能性最大的是在仁川登陆,它的后果也最严重。

10月1日,《人民日报》在显著的版面公布了周恩来的这些话,表明了中国人民在不得已时将举起出兵援助邻邦的义旗,代表了中国人民发出的最强有力的声音。

  从十月二日到五日,中央开了三天会议。会上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尽管有了自己的主张,仍然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让大家把出兵的不利方面和困难方面充分地说出来,然后再说服大家。其实,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如聂荣臻所说,毛泽东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泽东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⑤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讲起这件事,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⑥这是毛泽东对当年中央政治局关于出兵援朝决策过程的一个形象的描述。这是一个何等艰难的决策啊!

7月上旬,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两次主持召开讨论保卫国防问题的会议,并于7月13日做出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调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及第四十二军和3个炮兵师等部,组成东北边防军。

几十万大军在前线,后勤保障是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从兵员补给到所需的武器、弹药、粮食、被服、药物、医疗器材、生活用品等,主要得靠后方供应,而且不能有任何间断。周恩来亲自组织指挥后勤保障工作,并早在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即对志愿军出国后的供应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制定了“出国作战要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他成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后勤部长”,是名副其实的解决志愿军后勤保障问题的前后方总策划者。

  “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

8月23日深夜,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兼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雷英夫汇报了上述分析结果。周恩来听后非常重视,立即打电话向毛泽东作了简要汇报。毛泽东听后立即让周恩来带雷英夫到他的住处——中南海菊香书屋详细汇报。

“总后勤部长”醉在庆功酒宴上

  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对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周恩来较为乐观。到1949年底,全国大陆除了西藏外已经全部解放。1950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剩下的战事不多了,而解放军的人数(包括改编过来的原国民党部队)已经达到500多万,这是个庞大的数字,需要很大的财政支出。

11日午后,周恩来到达克里米亚,立即同斯大林进行会谈。周恩来向斯大林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是否出兵朝鲜的情况。他说:在目前情况下,中国要出兵朝鲜,面临许多大的实际困难。原因是中国由于长期战争的创伤,现在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况且,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很落后。如果中国要出兵,苏联必须提供军事上的援助,尤其是要求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同时请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并向中国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首先是提供陆军轻武器的制造蓝图供中国仿造。

  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7页。

 这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金日成派遣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到中国安东(今丹东),向东北边防军负责人介绍急剧恶化的战局,并代表朝鲜党和政府恳切地提出请求,要中国出兵支援他们。此时,斯大林也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询问中国能否出兵,助朝鲜人民一臂之力。

周恩来一行乘坐的安2型飞机时速只有200多公里,途中还要在伊尔库茨克停机加油,抵达莫斯科时已是10月10日。这时的斯大林正在靠近高加索的黑海之滨休养。周恩来马不停蹄,又立即赶往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

  同日,毛泽东将这一历史性的决定电告金日成,并请他派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有关问题。

5月16日,周恩来出席全军参谋会议,他在会上专门讲到军队整编问题。他指出:目前,一方面战争还未全胜,需要加强准备;一方面又要使军事开支不要太大,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为此,需要整编军队,复员100多万人。这是我们目前的重大任务。

6月24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36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文件中说:“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军队人数已达到520万,为此,1950年我国准备减少军队120万”。会上,周恩来还特意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120万大裁军的报告。

  十二月六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十六日,将西线之敌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在东线,人民军于九日收复元山,切断敌人陆上退路。志愿军十七日占领咸兴,二十四日收复兴南。至此,除东部沿海的襄阳外,“联合国军”全部被赶到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二万四千余人。志愿军和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设想: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军队不需要再保留那么多了;在内政和外交上有着丰富经验的周恩来,也能将主要精力放在政府工作中,把工作重心转移到重建家园上来。

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希望通过他和印度政府将中国政府对朝鲜局势的严正立场转告美国政府。周恩来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这样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把这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主张如此。”

  ⑤《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735页。

从10月2日开始,中共中央连续举行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关于出兵问题,中央领导虽然早有考虑,早有准备,但因问题重大,一直思之未决。当时,一些领导同志认为,中国连年战争,破坏很大,新中国成立才一年,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不到万不得已时最好不打这一仗。为此,一时难以形成一致意见。

毛泽东还在电文中指示周恩来在莫斯科再停留几天,并同斯大林确定:一是苏联援助中国军事装备能否用租借办法而不用钱买,以便中国政府明年财政预算能保持20亿美元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二是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

  毛泽东立即令西线部队向平壤挺进,相机收复平壤。

要裁军了!裁减120万大军!中央要大裁军的消息在部队不胫而走。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与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程潜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会议还决定周恩来主持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⑧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作者:吴志菲

这场硬仗该怎么打?志愿军参战以后,战场情况表明,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轻易退出朝鲜的。敌军方面的作战意图是:在占住阵地之后,经过休补,寻找机会,向前反攻,一方面可扩大其侵占地区,另一方面不容志愿军在前线作较长的休整。如何解决休整补充问题,成了志愿军能否坚持长期作战的战略问题。这样,毛泽东和周恩来及时确定了“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轮番作战,使得我方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既不致陷于被动,又能保持旺盛的机动性和持久性,还可使更多的部队学会和美国侵略军作战。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军委给志愿军和各大军区的电报,具体制订了轮番作战计划,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然而,就在周恩来正式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减120万以后不到一天,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当天,朝鲜金日成首相特使、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带着金日成和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联名写给毛泽东的信件,乘飞机到北京。金日成在信中介绍战局后写道:“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这样,是否出兵参战这个严峻重大的、关系到中国战略全局的问题刻不容缓地摆到了中共中央面前,并且到了做出最后决策的关头。

  四月二十一日,第四次战役结束。这次战役历时八十七天,歼敌七万八千余人,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根据周恩来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密切注视着朝鲜战局的变化。8月中旬,总参谋部作战室根据朝鲜战场的状况进行了图上模拟演习,对演习的结果作了分析,认为美军的下一步行动最大的可能是在朝鲜人民军的侧后登陆,进行中间截断。其适宜登陆的港口有6个,可能性最大的是在仁川登陆,它的后果也最严重。

  彭德怀还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以内疚的心情检讨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④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⑤

国家财政极为困难,怎么办?为争取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中共中央决定,大量裁减军队!中共中央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周恩来。

10月28日,周恩来怀着喜悦的心情,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由杨勇上将和王平上将率领的最后一批回国的志愿军。他非常激动,大步走向杨勇,说:“你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毛泽东十二月二日复电天津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等,对他们的爱国立场表示欢迎,对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⑦

1950年4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28次政务会议。会上,他向大家透露说:中央将要大裁军,“1950年把军队数目从560万减到400万”。

14日,斯大林复电周恩来,答应:苏联对提供给中国的军事装备将给以信用贷款,苏联将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

  ⑥[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中部,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185、186页。

朝鲜战事的发展,时时牵动着周恩来的心绪和精力。作为主持军事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密切注视着朝鲜战争局势,时刻关注着国家的主权和安危。他收听广播电讯,阅读西方广播文稿。周恩来凭借着敏锐的政治嗅觉,从军事斗争格局的战略高度清醒地意识到,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干涉,朝鲜内战形势很可能发生逆转。

随后,周恩来继续从战争长期化这个估计出发,判断敌军将推进到三八线南北,双方有可能进行拉锯战。后来,战线基本上稳定下来,朝鲜战场上果然出现了预料中的那种拉锯战局面。双方的对峙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战争停止。而随着战事的发展,中朝军队在三八线附近原已构筑的野战坚固工事,也逐渐发展成为稳固的坑道工事。在横贯朝鲜的250公里战线上建成了一道坚如铜墙铁壁的纵深防御阵地,并且一步步巩固下来,地面防御战进一步发展成为地下固守防御的阵地战。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由温井(距离彭德怀的指挥所所在地大榆洞仅隔十几公里)向北镇进犯,被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个团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将其大部歼灭,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打响了震惊世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中国人民一直把这一天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纪念日。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警告置若罔闻。就在10月1日这天,麦克阿瑟指挥南朝鲜军队率先越过了三八线……

8月23日深夜,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兼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雷英夫汇报了上述分析结果。周恩来听后非常重视,立即打电话向毛泽东作了简要汇报。毛泽东听后立即让周恩来带雷英夫到他的住处——中南海菊香书屋详细汇报。

  斯大林这个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十分不利,但没有动摇毛泽东的决心。

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的空军、海军参战,支援朝鲜南方李承晚政府。27日,杜鲁门公开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同时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受到了来自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

会上,周恩来批评了仍不主张出兵的意见,告诉大家:“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的。现在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十月六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包括各地区负责人在内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根据五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讨论入朝作战方案和布置有关方面的工作。

当天,朝鲜金日成首相特使、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带着金日成和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联名写给毛泽东的信件,乘飞机到北京。金日成在信中介绍战局后写道:“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这样,是否出兵参战这个严峻重大的、关系到中国战略全局的问题刻不容缓地摆到了中共中央面前,并且到了做出最后决策的关头。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警告置若罔闻。就在10月1日这天,麦克阿瑟指挥南朝鲜军队率先越过了三八线……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就出兵问题,与彭德怀、高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当天,毛泽东把这个决定电告周恩来:

周恩来分析道:美帝国主义压服朝鲜后,下一步必然进攻中国。所以将来如果出国作战,可以采取“换班的办法,轮流补充”,“用这种办法整补为最好”。在备战阶段,他提出了“出国作战要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供应”的方针。

中国方面积极备战期间,朝鲜战争形势迅猛发展。朝鲜人民军继6月28日解放汉城后,到8月中旬,已经解放了南朝鲜90%的地区,把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以东1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美军一面负隅顽抗,一面利用釜山港继续增援兵力。战争形成胶着状态。

  ③同上书,第221页。

6月5日,由周恩来牵头,组建了中央复员委员会,委员15人,周恩来担任主任,聂荣臻任副主任。

周恩来态度坚决地声明:“不管美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④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28、49、52页。

10月1日,《人民日报》在显著的版面公布了周恩来的这些话,表明了中国人民在不得已时将举起出兵援助邻邦的义旗,代表了中国人民发出的最强有力的声音。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同意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通报会谈情况。斯大林表示暂不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的态度,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所始料未及的。毛泽东收到联名电报后,不得不于12日电告已在沈阳的彭德怀和高岗:暂缓出动,来京一谈。

  ①1950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周恩来态度坚决地声明:“不管美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10月6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包括各地区负责人在内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商议部署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当时,林彪还是坚持不出兵的意见,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则很难说。它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它打两颗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对我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为此,林彪不赞成出兵,并说:“如果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这是上策。”

  ②1950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9月30日,周恩来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举行庆祝大会之机,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到莫斯科密商出兵抗美援朝事宜

  为了粉碎敌人这一计划,中朝军队于四月二十二日发起第五次战役。

早在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时,中苏两国领导人都已看出单靠朝鲜人民军作战已经不行了,中苏两党此时就开始协商如何支援朝鲜人民军的问题。斯大林当时担心苏联出兵与美军直接对抗,会把战火引向欧洲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破坏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为此不愿出兵,而希望中国参战。

对于出兵援朝作战这样的大事来说,仅有苏联的这些援助是不够的。周恩来当日再电斯大林:苏联空军在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苏联政府除派志愿军参加朝鲜作战外,可否加强一些掩护空军驻扎在中国近海各大城市?对苏联政府的援助,除飞机、坦克、火炮类及海军器材外,中国政府请求在汽车、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给予信用订货的条件……

  根据敌我态势,彭德怀于十一月四日十五时致电毛泽东,提出休整部队,结束第一次战役,准备再战。五日一时,毛泽东复电同意,并提出组织第二次战役的指导思想。

周恩来参与决策开国第一战内幕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同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派志愿军出国同美军作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抉择:出兵,或者不出兵。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听到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①

发出中国人民强有力的声音

谁也没数周恩来喝了多少杯,身边工作人员虽然担心他喝醉,但是谁也不敢也觉得不应该去劝阻他,只是在旁边注视着他,分享着他的快乐。当周恩来高兴地喝完最后一杯酒回到座位上时,童小鹏看他的身子有点摇晃,便和卫士们赶上前去,知道他醉了,赶快扶他到休息室……

  敌进甚速。南朝鲜军很快进到清川江附近,而志愿军主力离预定开赴的地区却相距尚远。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电令邓华等第十三兵团领导人迅速与彭德怀会合,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并嘱:“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⑩

中国立刻做出反应。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6月27日在美国政府指使和操纵下所通过的关于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在出动空军问题上,为静观事态的发展以便有利于苏联,斯大林又表示:“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要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

  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

10月2日,毛泽东让与会者着重摆出兵的不利条件和出兵后的困难。大家畅所欲言,摆了不少不利条件和困难。毛泽东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在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就在当天,毛泽东做出了举足轻重的决策,决

这时,一贯傲慢的美国人不得不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检讨自己的失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承认:“美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①《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395页。

早在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时,中苏两国领导人都已看出单靠朝鲜人民军作战已经不行了,中苏两党此时就开始协商如何支援朝鲜人民军的问题。斯大林当时担心苏联出兵与美军直接对抗,会把战火引向欧洲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破坏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为此不愿出兵,而希望中国参战。

  第二次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根据两次战役的经验,并听取了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作出明确判断:“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⑧

发出中国人民强有力的声音

  ⑨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这个电报未发出。

从10月2日开始,中共中央连续举行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关于出兵问题,中央领导虽然早有考虑,早有准备,但因问题重大,一直思之未决。当时,一些领导同志认为,中国连年战争,破坏很大,新中国成立才一年,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不到万不得已时最好不打这一仗。为此,一时难以形成一致意见。

  ⑩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的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斯大林如此做法,让周恩来十分忧心:朝鲜山高林密、地形狭窄,受这种地理条件的限制,志愿军入朝作战将难以运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所采取的大踏步前进或后退的运动战,而不得不采取阵地战方式。入朝志愿军如果没有任何空中掩护,则等于让拥有绝对空中优势和大量大炮、坦克的美国侵略军肆无忌惮地轰炸和攻击。这是不可想象的。

  联合宣言指出:“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⑥

当晚,周恩来收到毛泽东22时的电报,并按毛泽东的要求转达苏联领导人。毛泽东在电文中指出,在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的情况下,“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对美国政府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这一手,毛泽东早已料到,并提出了对策。他在十二月三日,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前十一天,会见金日成时就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②十二月十三日,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里又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③

国家财政极为困难,怎么办?为争取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中共中央决定,大量裁减军队!中共中央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周恩来。

  (三)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部署,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斯大林说:按目前情况,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如果朝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礼拜的时间。如果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伪军将陈兵鸭绿江、图们江。那时我们,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他们可以随时从空中、陆地、海上对我们进行骚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考虑到。

  从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那一天起,毛泽东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到朝鲜战场上了。

自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周恩来对谈判工作的指导,既坚决果断,又细致周到,表现出高超的谈判艺术。

  当时,毛泽东关注又担心的是两点:第一,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这是关系到用于国内建设和一般军费的资金能否保证,从而影响国内经济是否稳定的问题。第二,苏联能否真正做到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内提供空军支援。为此,毛泽东要周恩来在莫斯科再留几天,与苏联就上述问题重新商定。

为了突出“我们要管”的“管”字,周恩来事先对担任翻译的浦寿昌交代:“这个字在翻译成英文要有相当的分量,你好好琢磨一下,要在翻译时准确无误。”周恩来这次谈话,是因为中国和美国还没有直接外交关系,要通过印度政府给美国传话,让他们知道中国的态度。周恩来知道中文的“管”字在英文中不大好翻译,特意要浦寿昌好好琢磨一下,以便准确传达自己的真实意思。

  “《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

为不打扰斯大林休养并安排其他事宜,周恩来于12日暂时离开克里米亚飞返莫斯科。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最新情况进行讨论。讨论结果再次肯定出兵的必要性,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掩护,困难再大,也必须尽快出兵,援助朝鲜。会后,毛泽东电告尚在莫斯科的周恩来。

  九月十五日,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港登陆,二十八日占领汉城,切断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使之腹背受敌,朝鲜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

本来中央曾考虑让林彪率志愿军入朝作战,毕竟作为志愿军主力的四野是他的老部队,由他统帅最为合适。然而林彪不同意出兵,并称有病在身需要治疗。为此,会议决定,由主张出兵的周恩来带着不主张出兵的林彪到莫斯科去,密商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有关事宜。

  ⑿《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3、104页。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设想: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军队不需要再保留那么多了;在内政和外交上有着丰富经验的周恩来,也能将主要精力放在政府工作中,把工作重心转移到重建家园上来。

  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③这一下给了彭德怀一个很大的相机处置的余地。彭德怀感到,抗美援朝战争有了一个明确而又机动的方针。

一个士兵需要多少吃的和用的,连这样细致的问题,周恩来都计算得十分精确。志愿军刚出国时,冬衣补充不足。朝鲜严冬时的气温下降到零下40度,周恩来十分焦急,每天两次电话,催问冬服的生产和调运情况。根据作战部队反映,我军服装不适于爬山、钻林子。为此,周恩来建议:将大盖帽改为解放帽,将棉衣轧上绗线。志愿军携带的干粮不够,朝鲜的产粮区在战争中又遭到了严重破坏。周恩来又以政务院的名义布置有关省市发动群众,家家户户做炒面。作战时,战士随身背一条炒面袋,吃一口炒面,再吃几口雪,就可以充饥了。周恩来到北京的机关去视察,同机关干部一起做炒面,给了前线将士极大鼓舞。

  ①《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53、454页。

朝鲜停战后,中、朝双方遵守国际准则,一再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都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1958年2月5日,朝鲜政府再次发表声明,要求从南、北朝鲜同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中国政府表示坚决支持,并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于3月15日至10月26日分3批全部撤离朝鲜回国。

  作为最高决策人毛泽东,这时更加冷静而周密地考虑和布置一切重大问题,使出兵做到万无一失。十七日下午五时,他电告彭德怀、高岗,要他们十八日来京,并说:“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十八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②

7月上旬,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两次主持召开讨论保卫国防问题的会议,并于7月13日做出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调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及第四十二军和3个炮兵师等部,组成东北边防军。

  ⑤麦克阿瑟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1950年12月3日。转引自《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460页。

接到指示后,周恩来立即于当夜约见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转告毛泽东来电内容,要求立即报告斯大林。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战略的和战役的指导思想,对于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以及以后几次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再次研究出兵问题。刚刚回到北京的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了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彭德怀汇报了志愿军出动前的准备情况。会议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预定计划于10月19日入朝作战。

  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5月16日,周恩来出席全军参谋会议,他在会上专门讲到军队整编问题。他指出:目前,一方面战争还未全胜,需要加强准备;一方面又要使军事开支不要太大,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为此,需要整编军队,复员100多万人。这是我们目前的重大任务。

  毛泽东:“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对周恩来,杨勇也很动情。他心里清楚,没有周总理,这个“完美的句号”很难“画”出来!原来,正当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全部协议、准备签字时,李承晚竟公开破坏协议,叫嚣要单独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于是,志愿军决定严惩一下李承晚。正当毛泽东考虑让谁去朝鲜唱“末台戏”时,周恩来提出:“让杨勇去,让‘三杨’开台嘛!”

  彭德怀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朝鲜战争情况,突出地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

这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金日成派遣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到中国安东(今丹东),向东北边防军负责人介绍急剧恶化的战局,并代表朝鲜党和政府恳切地提出请求,要中国出兵支援他们。此时,斯大林也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询问中国能否出兵,助朝鲜人民一臂之力。

  然而,志愿军渡江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完全不像原来设想的那个样子。麦克阿瑟改变了东西对进的计划。美军和南朝鲜军分为东西两路,大举北进,速度甚快,直向中朝边境逼近。原定的阻敌方案,即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一线防御六个月以后再进攻的作战部署,已不适用了。

9月30日,周恩来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举行庆祝大会之机,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⑤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审阅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这对日后确保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出兵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

9月15日凌晨,一个不幸而言中的判断成了无情的现实: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军7万多人在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指挥下,果然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在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下被迫实行战略退却。危机接踵而来。28日,敌军攻占汉城,29日进抵三八线。

  ⑾菲利波夫,指斯大林。

对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周恩来较为乐观。到1949年底,全国大陆除了西藏外已经全部解放。1950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剩下的战事不多了,而解放军的人数(包括改编过来的原国民党部队)已经达到500多万,这是个庞大的数字,需要很大的财政支出。

  毛泽东听罢,一时沉默无语。

朝鲜的停战谈判历时两年之久,边谈边打,谈谈停停。经过艰苦的较量之后,最终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1953年7月27日,美国侵略者在战场上、谈判桌上均遭到失败后,不得不在板门店同朝中方面正式签订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条约——朝鲜停战协定。

  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把志愿军渡江作战和渡江时间最后敲定下来。遂于当晚二十一时,电令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等:“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③

得知斯大林改变主意的消息后,17日17时,毛泽东急电彭德怀停止执行先头部队于17日入朝的命令,并要彭、高再次返京商谈。

  这一年,毛泽东五十七岁,精力十分充沛。

10月2日,毛泽东让与会者着重摆出兵的不利条件和出兵后的困难。大家畅所欲言,摆了不少不利条件和困难。毛泽东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在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就在当天,毛泽东做出了举足轻重的决策,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境内同美、李军作战,援助朝鲜人民军。但没有下达行动命令,也未通知朝鲜政府。

  十月一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同日,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此刻,“联合国军”在南朝鲜已经集结三十三万兵力。⑿

1950年4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28次政务会议。会上,他向大家透露说:中央将要大裁军,“1950年把军队数目从560万减到400万”。

  ⑧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计划工作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20日。

6月5日,由周恩来牵头,组建了中央复员委员会,委员15人,周恩来担任主任,聂荣臻任副主任。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由于种种原因,杨得志、杨成武先期赴朝“开台”,而杨勇未能如愿。这时,周恩来一提杨勇,毛泽东当即决定调任杨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1953年5月11日,杨勇赴朝任职。一上任,杨勇便冒着敌人炮火,深入前沿了解地形、敌情,在志愿军总部的指导下精心制订了“金城战役”计划。这一仗,是杨勇戎马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页,促成了美李军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因此,周恩来说杨勇画了个完美的句号。

  ⑦毛泽东致李烛尘等电,1950年12月2日。见1950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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