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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氢弹、导弹还是核弹,中国进行核试验

来源:http://www.parajumpers2012.com 作者:必威 时间:2019-09-18 00:41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17日,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向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发出电报,说: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原子弹爆炸的成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一夜之间中国跨进了核大国行列,全世界刮目相看。可是要做到这一步,却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其中包括了周恩来的心血和精力。
  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这件事,周恩来很早就已放在心上了。早在1949年春季,解放中国的炮声还在祖国南方大地上隆隆作响,要出国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钱三强,想趁机在法国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他提了这个想法,又有些后悔,因为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进行,解放区的经济很困难,要拿出外汇实非易事。但是周恩来批准了。这件事使得中国的科学家感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新兴科学的发展大有希望。新中国建立后,从1950年到1954年,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关怀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钱三强定购回来的这批仪器、资料和我国自己制造的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培养骨干,为创建我国核事业作了基础准备。
  1955年1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使全世界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我国为了反对核战争,保卫和平,把原子能用于国家建设,造福人民,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必须掌握原子能。
  就在这一月,周恩来把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找到办公室,详细了解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资源情况,告诉他们中央将要开会研究。接着,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都参加了。会上,李四光、钱三强等汇报后,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当仪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高兴地笑了。毛泽东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周恩来特别强调说:对人力培养要大力加强。这次会议对我国核科技研究和核工业建设有重大历史意义。按照周恩来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我国建设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当时,周恩来的思想是:我们要“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要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自己制造”。火箭专家钱学森回国不久,周恩来就亲自交代他写了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1956年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他亲自牵头负责筹备。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大力推动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聂荣臻曾经说,“1956年总理找我和学森同志谈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的事。就是说,我们要搞‘两弹’。那时候,主席也下了决心的,周总理很重视。”
  1956年,周恩来亲自领导制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十二年规划。在制定这一规划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听取各方面科学家的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讨论中,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不发展,主要是基础科学太差,科学家太少,应该按照科学家的专长来开展工作,也就是按学科和专长来制订发展规划;另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差,更应该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补齐缺门,基础科学要重视,但技术科学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更有直接影响,应以此为重点,也就是按国家需要,逐步建立起与国民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重点加强与生产的衔接工作。两种意见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表示:科学研究不能只为促进科学发展而发展,应该面向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总任务。于是,大家按照这个方针,拟订十二年发展目标和分类课题,起草成分科规划。周恩来认为,这许多不同学科中,总要有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对什么是重点,大家在讨论中又出现重大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基础是钢铁,科学技术的发展应以此为重点;另一部分人认为要实现现代化的方针,重点应该放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上,以此来带动传统工业伎术和传统工业的改造,缺门的学科也要及时建立,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两种思路两种对策,提请周恩来决定。周恩来认为:现代科学新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水平的标志,应当选定航天技术(当时叫喷气技术)、核技术、半导体、计算机、电子学和自动化为重点。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最后选定了57项重要任务。
  这时候,我国除电子学、自动化外,全是一片空白。要从头建立,谈何容易。“两弹”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要有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从事组织工作和各方面安排,曾经组织过上百个部、委、局级单位,26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联合攻关。这种情况,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做到的。人力集中了,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都办起了有关的科系或专业。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第一枚探空火箭上天;1959年我国研制成功半导体晶体管电子计算机。科技十二年规划提前五年,于1962年经过认真检查,具体项目基本上完成了,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一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使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一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1963年,周恩来提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
  到了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摆在面前的一个重大决策问题是:我们的导弹、核武器要不要继续搞下去?是上马,还是下马?争议相当激烈。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表示要决心搞下去。他的态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认为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周恩来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原子弹来。当时调整国民经济,全国其他基本建设几乎全部停了下来,但是这方面的工程不仅没有下马,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决心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有七个副总理、七个部长参加(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林彪曾经提出一个主张,叫做“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个主张没有重点,使下面捉摸不透。周恩来在专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思想。在1962年12月4日的专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原则同意了二机部关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工作的“两年规划”。这个规划在1963年3月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被正式批准。周恩来提出了“三高”的指导思想,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那一天,周恩来派张爱萍为现场总指挥,全权负责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和贺龙、聂朵臻在北京,亲自在电话机旁听着现场指挥口令和倒数时间的声音。张爱萍在核试验场手持话简向周恩来准确地回答提问和报告情况。试验取得了成功,中华民族精神为之大振。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纷纷向我国表示热烈祝贺和同情支持。周恩来说:我们原子弹一响,美国的冲绳基地就向关岛迁移了。他问二机部部长刘杰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刘杰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恩来说,五年是不是太慢了?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那时法国已经研制了四年多,还没有搞成功。各国对研制氢弹的技术都严格保密,只字不漏。二机部经过反复论证,向中央专门委员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恩来主持第十次专门委员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也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恩来为大家制定了工作指导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十六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他还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1965年3月20日专门委员会议上他提出的“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按照这个方针,我国从1964年10月到1987年6月的近23年时间里,只进行了33次核试验,而美、苏几十年来分别进行了800多次和600多次核试验。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原定的1968年进行氢弹试验的目标。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我国用了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技术水平也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最初只管核武器研制:1964年开始也管航天事业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要以此带动尖端事业的全面发展,并把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转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他说:“下半年重点抓战略导弹。要从东风二号抓起。”对于原子弹,他指出:要加速小型化,我们要真正制止核讹诈,就必须有自己的真正核威慑力量。在当时,要真正具有核威慑力量,核弹就必须能装在导弹上,否则是不行的。1966年10月27日,我国进行了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试验,导弹装上真的核弹头,在自己国内从发射场打到降落地。聂荣臻亲自指挥了这次试验,试验获得了成功。
  周恩来又提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这也是他的用突破战略武器来推动发展战术武器的思想。专门委员会的第十三次会议上,确定了战略、战术导弹共有十几个型号。周恩来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指出战术武器的研制工作,“要为地空导弹让路”。在1965年12月29日至31日的第十四次专门委员会议上,周恩来还明确提出要求说:“明年是导弹年,要有收获”,“明年中程、高空、核弹头,有对空的、对航的、低空的,后年要出更大成果。”到1967年9月,我国防空部队终于用自己国产的新型地空导弹,把改进了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击落了下来。
  也是在这期间,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了研制攻击型潜挺。
  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的成功,是周恩来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思想在科学实践中的丰硕成果。这项工作,我国是从零开始的。钱学森说过:“大家想一想,假使中国没有原子弹、导弹,那中国是什么国际地位?”
  周恩来对每次核试验、导弹试验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都要亲自听汇报,找专家咨询,仔细检查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要求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都考虑到,采取最可靠的保险措施。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正是由于贯彻了周恩来的指示,我国的“两弹”试验和外国相比,事故最少,伤亡最小,成功率最高。后来,1970年7月,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中央专门委员会进行讨论时,周恩来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的安全问题,井指出这是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这年11月的一次专门委员会会议上,他提出我国发展核电站应当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1974年三四月间,他带病最后一次主持专门委员会会议,审查并肯定了上海的核电站建设方案。
  我国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能够独立自主地顺利发展,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下也没有中断,并为大规模地发展科学技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这是和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与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共青团中央

  确定“两弹”攻关了,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聂荣臻想了又想,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提出了以下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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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2 周恩来

“两弹一星”中的“两弹”是指原子弹和氢弹,还是导弹和核弹?

  1.各科研部门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他提出:以地地导弹为重点,争取3年左右突破中程;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原子弹方面争取4年左右建成第一套核燃料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初级的原子弹;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试制出能用于导弹的小型核弹头。国防科研的其它任务,都要为“两弹”让路。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周恩来:中国尖端技术发展的总设计师

实际上,原子弹、氢弹和导弹都是“两弹一星”工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中,导弹作为核弹头和卫星的投送、运载工具,一直是“两弹一星”工程的重点发展项目;原子弹、氢弹发展为实战性核武器后,也合二为一称为“核弹”。“四弹共存”只不过是一定历史期内侧重点和提法的不同。

  2.要抓紧“开门七件事”,即新型材料、仪器仪表、电子元件、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力争使这七个方面能保证“两弹”攻关进程的需要。

2006年6月5日至8日,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著名军事摄影家孟昭瑞老人一边听着会议广播,一边回忆起当年两弹一星的研制,“创新思想一脉相承,两弹一星就是最高的创新,史无前例。周恩来总理当年亲抓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呕心沥血。”孟老从一封40年前的批件亲身感受到总理对科技事业的热忱。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大会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以较大篇幅详尽地谈论了中国的科学研究问题。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中,周恩来比任何人都更为密切地关注着外部世界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他也清楚地看到,中国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仍然很落后。世界上已经取得的很多科学的最新成就,中国还没有掌握和利用;中国在建设中遇到的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不能独立解决,还离不开苏联专家的帮助;甚至国内现有的技术力量,也还没有完全有效地利用。

我国“两弹一星”元勋、素有“氢弹之父”之称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去世的消息再次唤起国人对“两弹一星”伟大工程的关注和回忆。人们在缅怀于敏等国防科技事业功臣的同时,再次引发了疑问和争论:“两弹一星”中的“两弹”到底是哪两弹? 原子弹、氢弹、导弹还是核弹?

  3.进一步培养科技干部,一定要把这看作是发展国防科研的战略任务。

20世纪60年代,我国完全是独立自主发展尖端科技。1964年至1966年,我国自行完成了3次核试验,孟昭瑞作为当时少有的军事摄影记者,是唯一一个全程参与3次核试验拍摄的新闻工作者。1964年10月16日,他拍下的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照片,经过严格审查,在十几天后得以发表,这就是那张著名的蘑菇云照片。而1966年10月1日之前,1965年的第二次与1966年的第三次核试验照片一直未问世。

  同时,周恩来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两种倾向:一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赖思想;二是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没有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致在力量的分配上不能保持适当的比例。

“两弹一星”明明的是“两弹”,但是,为什么会有原子弹、氢弹、核弹和导弹“四弹共存”的疑惑呢?实际上,上述“四弹”都蕴涵在“两弹一星”的概念之中,只不过是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侧重点或提法的不同。

  4.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首先是要落实保证由科学家对技术问题负责的技术指挥线畅通。从上到下,行政领导不要干预科技工作。

1966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记录我国3次核试验成功的彩色纪录片《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该片定于当年10月1日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上映,并陆续在全国各地放映。新华社摄影部提议该纪录片上映前,可在《人民日报》上配发3次核试验的照片。新华社为此请示国防科委,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同志以及有关业务人员专门开会讨论,孟昭瑞带去了3次核试验中他拍摄的烟云、火球等多幅照片。会上,他详细汇报了拍摄状况,会议结束时选出了4幅。

  尽管周恩来指出了纠正这两种倾向的方法,但是在此后的20年间,这两种倾向总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不同的方式干扰、影响着中国科学技术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周恩来为了排除这两种倾向的干扰,殚精竭虑,耗尽了毕生的心血,最终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

下面,让我们沿着我国核工业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路径,再次重温“两弹一星”元勋的丰功伟绩。

  5.组织全国大协作,把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高等院校、地方科研机构,组织成五个方面军,协同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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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6日,周恩来出席中央军委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定,要集中仅有的技术力量用于火箭、导弹的研究和制造。同时,他责成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组织导弹管理机构和研究机构。几个月后,国防部五局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任新民、屠守锷等,都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国防部五院的。

第一阶段:原子弹与导弹(1955~1964)

  6.要攻关,就要从上到下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又要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冷热结合,工作力求踏实。

1966年9月30日下午5时,罗舜初同志给周总理写了一个请示,内容为:

  1959年6月,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政府走出了撕毁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协定的第一步——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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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科研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所有工作人员,都要真正成为科技人员的“勤务员”和知心朋友,全心全意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服务。

总理:新华社提出,为了配合公开放映我国一二三次核试的影片,它们要求发表有关核试验的新闻图片。现选了四张图片,经研究不存在什么机密问题。现将准备公开发表的四张图片呈上,是否须要发表请审定。此致,敬礼!

  早在中苏关系恶化初露端倪的时候,周恩来就未雨绸缪,对负责原子能工业的二机部领导宋任穷等人说:“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960年7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和合同。一个月后,苏联专家不仅全部撤走,还带走了重要图纸资料,中止了对中国原子能研究所需设备和材料的供应。

1954年,我国在广西发现了铀矿床,中国有了自力更生发展核工业的基础。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和核垄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作出了发展“两弹一星”的重大战略决策。自此直到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在这个阶段,我国“两弹一星”工程中,原子弹和导弹项目是重中之重。

  这些明确的方针、政策,统一了步伐,促进了“两弹”攻关的顺利进行。

同意发表

  此时,由于“大跃进”运动的重大失误,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中国的原子弹搞还是不搞,需要领导层从速作出决断。面对“下马”的呼声,周恩来提出:要集中力量,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争取用3年到5年过关。当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时候,原子弹属不属于调整之列,一些人拿不准。周恩来明确表示:“其他方面压缩不够,要再压缩,但是尖端要有。有了导弹、核武器,才能防止使用导弹、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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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短战线方面,聂荣臻在坚持“两弹”攻关的报告中说:“前一时期??工作中也有些缺点,主要是战线太长,力量分散,不仅不利于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而且使国防尖端和工业基础之间本来就不太适应的情况更加突出起来。”因此,从苏联专家撤走起,他就提出要缩短战线抓重点的要求。

为保密,蘑菇云图片裁掉了地面部分。

  为了加快原子能工业的发展,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领导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国于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此后,中央专委在周恩来领导下,承担起了领导“两弹一星”、核潜艇和载人航天工程的重任。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聂荣臻多次强调突破地地导弹是项战略任务。1961年4月,他对钱学森等人说:地地导弹系统是个战略问题,先定下来,搞成“三班”去安排科研力量。两个月以后,他对钱学森等解释说,“三班”的含义是,地地导弹在仿制的基础上自行设计近程、中程和远程导弹,这3个型号形成系列,集中力量搞,然后有多余的力量再研制地空、空空导弹。近程地地导弹仿制已经过关,正在少量生产,中程地地导弹是正在设计的,远程地地导弹是要探索研究的。

当天晚上7时,孟昭瑞就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总理军事秘书周家鼎通知他,立即到中南海西门取总理的批件。在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孟昭瑞看到周总理已用毛笔在请示上写下“同意发表。周恩来,九·卅”。周秘书将批件交给他时嘱咐:“赶紧发吧,总理同意了。”晚些时候,新华社摄影部的发稿编辑从孟昭瑞手中借走了4幅照片的底片。第二天,也就是10月1日,这4幅照片出现在当日的《人民日报》上。

  在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相继爆炸成功,并与导弹结合,实现了武器化后,周恩来不失时机地着手进行核电站的建设。在一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指出:“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外,还要搞核电站。”中国发展核电站的方针是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此后,周恩来多次召开专委会研究核电站的设计、施工问题,对核电站的建设提出了许多富有前瞻性的意见。

1.“搞原子弹,我看10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

  导弹攻关,捷报频传。1964年9月,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试射成功,进入批量生产。1965年他又进一步提出,研制地地导弹首先抓中程的,准备中远程的,探索远程的。

为了保密起见,报上那幅1966年第三次核试验的蘑菇云图并不完整,下面的地面部分被通通删去,因为它可能透露蘑菇云升空的高度。

  在人造卫星发展方面,周恩来也是这样。当“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中国发射的第二颗人造卫星就是一颗科学试验卫星,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毛泽东主席在这一时期的重要讲话和指示中,几次都明确指出要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和导弹。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他指出:“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

  这样,聂荣臻在领导导弹、火箭研究人员集中力量攻地地导弹技术关的同时,总结出了符合科学研究工作规律的“科研三步棋”的思想。1966年2月,他在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科研与生产不同,“就是在一定的计划时期内,研制工作要同时安排三个层次的型号:正在试验、试制(生产)的型号;正在设计的新型号;需要探索研究的更新的型号。这样安排,可以加强研制工作的计划性和预见性,并使不同层次的型号互相衔接,交替进行;预研工作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落实。对同一型号而言,‘三步棋’是指预研、研制、小批生产三个阶段”。①聂荣臻的这一重要的理性认识,有力地推动了“两弹”攻关乃至整个国防科技事业的进程。

40年前的这封批件,孟老珍藏至今,纸上罗舜初同志的铅笔字还是那么清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孟老感慨万千,他真没想到总理这么快就把它批下来,而且工作如此认真细致,这么一件事,他也要亲自写批示。但也正是这样的精神,新中国才得以用举世罕见的速度完成了两弹一星的研制。

  回顾中国尖端技术发展的历程,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持续发展不间隔,一环紧扣一环,一个成就接着一个成就,在时间上续接紧凑,在专业上彼此照顾,绝无等米下锅或因为技术上的参差不齐而影响整个项目进展以及走弯路的情况出现。中国的尖端技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全面的、巨大的成就,完全有赖于周恩来这位杰出的计划者、设计者和组织者。

1956年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在核武器方面,缩短战线的做法集中到一点,就是保证1964年爆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原子弹试验邓颖超不知

  周恩来历来主张“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一切工作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反对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碰到什么问题,临时抱佛脚的无所用心的懒汉做法。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些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

  1961年9月以后,聂荣臻多次对二机部的领导说:核武器研究力量要集中,西北核工业基地着重搞基本建设,要确保质量。

总理呕心沥血地抓两弹一星工作体现在方方面面。孟老说,张爱萍将军曾讲过这样一件事。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他在总理家中汇报工作。汇报完后,邓颖超同志埋怨说:“你们说了好长时间的事原来就是原子弹试验,怎么之前连我也不告诉?”张将军笑着说,“总理说这项工作要保密,我也不敢违反纪律呀。”

  正是由于周恩来提出了“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的指导思想,中国的尖端技术虽然涉及面广,门类复杂,但仍然能够有条不紊地顺利发展。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仅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成功爆炸氢弹;在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仅仅11个月后,就能成功地发射科学试验卫星,后续的各种军用、民用的卫星也都依次整装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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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陈毅、聂荣臻在会上见到了二机部部长刘杰。陈毅、聂荣臻关切地向刘杰询问原子弹研制的进展情况。

这件事对孟老影响很大,“总理带头做保密工作,是我们的榜样。后来我在实验场两次看到氢弹的当量是300万吨,但这个数字公开之前,不管谁问我是多少,我都没说过。”

  “九一三”事件之后,特别是周恩来生病住院乃至逝世之后,他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科研秩序被打乱,科研规划和计划被迫中断,许多原定20世纪70年代可以完成的任务,如洲际导弹、导航卫星(即“北斗”导航系统的前身)、载人航天工程等都不得不推迟到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晚的年代才得以完成。

1958年6月21日 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言 倡议搞原子弹

  聂荣臻对刘杰说:希望你们早日拿出原子弹,以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我们遵照中央的指示,要求全国科研部门,很好地配合二机部的研制工作,全国要“拧成一股劲,共同完成任务”。陈毅、聂荣臻两位元帅的话,使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所有人员,受到很大鼓舞。

自己动手,从头摸起

  今天,中国的尖端科学技术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我们深切缅怀周恩来为中国的科技现代化作出的丰功伟绩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他曾经说过的话:“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水平。我们要记着,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地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2013年第10期《党史博览》罗小明)

2.谁来负责原子弹和导弹发展?

  刘杰对两位元帅的话想了又想。两位元帅要求早日拿出原子弹,这个“早日”究竟能在什么时间实现呢?

1960年我国初生的核工业面临被扼杀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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