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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在工业建设方面,认真贯彻调整方针

来源:http://www.parajumpers2012.com 作者:必威 时间:2019-09-19 21:26

从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连续不断地批反冒进,实际上已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让论《乘凤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陈云相继作了对反冒进的检讨以后,毛泽东曾宣布“反冒进解决了”。同时,他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指出假如“有些人不顾大局”,“那就要分裂”,“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对迅速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党内已经很难发表不同意见了。
  这时的周恩来处于两难的矛盾状态中。他必须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一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并检讨反冒进的错误。他的内心里觉得自己跟不上毛泽东。经过这年上半年的反对反冒进,他处在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他有很强的组织性,他尊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定,维护党的领导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人,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上又要尽可能地坚持稳重与谨慎,使之健康发展。对一些过头的做法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不能不管,又不便于公开地在方向和方针上提出不同的意见。在当时的地位和形势下,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认识,试图使事情的发展更符合实际的可能。
  就在他做检讨的1958年1月下旬,他在审改《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预算草稿的报告(草稿)》时,在文中“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语的“15年内‘之后,增加了“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九个字;并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改为“并且争取提前”。这些,在当时“大跃进”的气侯下,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毕竟可以看出他同“大跃进”的倡导者和积极拥护者之间,思想上是有距离的。
  周恩来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被“大跃进”搞乱了,“建议”提出的指标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起不了约束的作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8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和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决议。这次会议对农业形势非常乐观,估计1958年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到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一90%,据此提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中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有人发愁粮食吃不完,要缩小耕地面积,实行园田化生产。这年有了许多“大办”,包括大办农业。有的地方粮食放“卫星”,报告说稻子亩产几万斤。周恩来亲自去看,看了一块挂牌亩产10万斤的高产稻田。田的上空,像灯光球场一样,电灯通明,说是为了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这是将几十亩田的稻子移在一亩田里,是弄虚作假。因为当时有外宾在场,他没有提出批评,但是回来以后,心情十分沉重。7月18日.周恩来到上海市郊马桥镇看高产田,听说1亩地种了12万穴,他当即指出,要合理密植,并提醒乡党总支部书记要关心社员的生活,要让社员吃好休息好。同月,周恩来在广州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时,对他们说:粮食产量要避免虚假性,要保证社员的口粮,并且告诫他们:千万不要讲大话,损害群众的利益。河南在大刮共产凤时,周恩来到河南去视察工作,批评过省委主要负责人,要他谨慎。
  1958年的钢产量,原计划是620万吨,这是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及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中规定的。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把本年的钢产量增加到800万至850万吨。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钢铁翻一番,就是要从1957年的535万吨.达到1958年的1070万吨。于是掀起了全民炼钢、大办钢铁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河南省新乡市放出一天产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米看到这个材料后,问身边搞过钢铁生产的秘书顾明这有无可能,顾明回答说:我们在鞍山钢铁厂,炼一吨生铁,需要贫矿石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102万吨生铁,需要1000多万吨的运输量,所以这不可能是真的。周恩来就要顾明到河南去看看。顾明去看后,把土法炼出的所谓生铁带了回来,实际上,其中最好的也不过是含铁成分较多的海绵铁。大批农民上山炼铁,许多地方分不清什么是铁矿石,把比较重的黑石头块当成铁矿,也弄不清一吨是多少,把一担当作一吨。周恩来为了减少盲目性,想加以引导,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钢铁会议。秘书建议把大学里化工系的学生派下去,帮助农民分析化验铁矿石。周恩来采纳了,调了1.3万多大学生去各地帮助分析化验。但是,当时几千万人上山炼铁,这点大学生是无补于事的。到了冬天,中共四川省委工业书记陈刚向周恩来请示汇报,说四川还有几百万人在山上,既无寒衣,又缺粮食,钢铁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周恩来指示:立即下山。
  大办钢铁,使国家直接损失几百亿元,大伤了我国经济的元气。“大跃进”初始阶段的几个“大办”中,还有一个大办工业。地方工业盲目发展。周恩来不可能从根本上来制止这些
  “大办”,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泼了冷水。1958年7月,周恩来故乡淮安县的副县长王汝祥到北京,想为办地方工业解决钢材问题,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关怀地询问了淮安的经济生活,但是向王汝祥建议:淮安县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农业上。地方工业除手工业和土法生产的以外,今年不宜搞得过多,而已设备和钢村都供应不及。倒不如集中力量先把铁木农具厂搞起来,然后再及其他。这一段话,说明了周恩来是清醒地看到“大办”中的问题的,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当时未能引起全党的重视,而在大办钢铁、大办工业的思想下,在财政下放的体制下,各地互相攀比,办起了许多无原料、挤占国营企业原料的社办、县办工业。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就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以浮夸凤、“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特征的前一段的“左”倾错误,提出社会主义时期不能消除商品生产,不能剥夺农民。接着,毛泽东又在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23日讲了一次话,提出要“压缩空气”,办事要有充分的根据,钢产量计划指标要降低,各部门都要把根据不足的指标降下来,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接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周恩来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醒全党认真注意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原则,认真使经济计划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互相保持适当的比例。
  这以后,周恩来就比较好讲话了。1958年12月27日,他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1958年这一年,经验有两点,一是高速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一是必须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第二天,他又召集陆定一、康生、张际春、周扬、杨秀峰、钱俊瑞、张子意、胡乔木、复衍、陈克寒、林默涵、徐运北、荣高棠、吴冷西、姚臻等,就文艺、卫生、体育等方面在高速度发展中的一些偏差,进行商议。周恩来指出:要承认共产主义的热情,但“领导干部头脑要清醒”。他还说:我们每个人的讲话如果不妥当,“完全可以驳,不要树立迷信的权威”。
  这时候,他已经在忧虑经过1958年的大浪费,1959年的人民生活了,12月24日,周恩来到河北安国县和徐水县视察,看了制药厂、机械厂、农业红专大学和一些新居民点。当看到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学习,挂起大学的牌子,他心里很难过,感到这是把党的谦虚作风丢掉了,变成了浮夸。在回来的途中,他向陪同的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人解学恭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减少耕地,今年的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了,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要注意听老农的话:允许吃饱,但不能浪费粮食。
  1959年从年初到7月庐山会议前,周恩来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纠正工作。他认为:1958年全民办企业,每个公社办一点工业,一个县办很多工业,把材料占用了,大企业反而感到不够了。他同中共石家庄地委、河北省委负责人研究生产时说:去年由于对农业估产高了,在估高的基础上生产布局多了,造成了市场的紧张,现在要落实,抓工业产量,抓农业生产、商品性生产和市场。“搞生产必须注意算帐”,“要搞综合平衡”。从省委起,都要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对于工业,他作了分析:由于原材料不足,有些工厂不得不时开时停,停工待料;有些建设工程,安了柱子没有房顶,建成了房子没有机器设备,或者有了主要设备没有次要设备,不能及时投入生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基本建设摊子摊得多了,工厂、企业的增加超过了原材料增长速度。他说:有些农村原材料过去是供应城市的,现在他们也搞基建,办工厂,一个公社办一点,一个县就是不少的点,他们自己把原材料用了,就没有城市原有企业可用的原材料了。技术落后的企业有原材料,技术先进的企业反而没有了。
  在庐山会议前,周恩来坚持和宣传了上述的看法和主张。这种看法和主张,他在中共中央的会上也说。如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恩来就批评了1958年的“大跃进”是“主观主义大发展”,“打破了客观规律”,目前农村中对农业的产量估计过高。
  1959年7月2日起,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期,根据毛泽东提出的18个问题(读书,形势,今年、明年和四年的任务,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体制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学会过日子问题,三定政策,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等),对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讨论和总结。周恩来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了“大跃进”的缺点和错误有以下几点:计划指标偏高、基建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权力下放过多,把战略口号当作了行动口号;工业上加工工业搞多了,原材料工业搞少了。他指出,只有这么多的米,只能做这么多的饭,9000万人上山,大炼钢铁,这是一股革命的热情,付的代价很大。他主张进行调整。
  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全力抓调整这件事。7月10日到12日,他三次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他在会上讲,陈云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目前急需抓综合平衡:则政上的货币平衡、国家物资分配平衡和商品平衡,并提出了(一)国家要算帐;(二)银行贷款要归口,专款专用;(三)对限额以下和以上的基建项目都要分别采取措施,堵口;(四)对停办项目的人员要导流,给以出路;(五)增产,活跃市场;(六)节约。
  7月18日、21日,周恩来两次召集国务院各部的负责人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讨论计划工作。他在会上又强调要抓财政、物资、现金的平衡,指出要略有节余。他认为1958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就补了15亿元。继续跃进过分紧张,耍抓好综合平衡。不能这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了。他提出:指标到底放在哪个杠杠?基建到底铺多大摊子?要大家考虑。7月23日,周恩来召集副总理们开会,提出当前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综合平衡没有搞好”,指标太高,“超过了实际可能”,没有留余地,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落实。(二)产品质量下降,需要解决。他指出要“当机立断”,下决心调整指标,“缩短战线”,准备“明年把农业搞上去”。
  就在周恩来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彭德怀上庐山,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大跃迸”中的错误和经验教训的看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16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印发给了会议讨论。周恩来也看了这封信。
  这时候,一位同意这封信内容的人,隐约地听到了不利于彭德怀的风声,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在7月20日左右的一个跳舞晚会上,询问周思来: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
  周恩来回答说:那没有什么吧!
  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信,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怀相通的。他曾经对身边的同志讲过:彭总的信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不料,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错误地批了彭德怀,认为这封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转向了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周恩来原来进行的平衡和调整工作,自然地也就中断了。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还发出了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并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
  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这期间,周恩来的心情非常沉重,很少发表意见。这次反右倾的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反对右倾的运动,使经济战线上一些敢讲真话的同志几乎都挨了批,有的甚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59年的路子继续1958年的走,继续“以钢为纲”,挤农业,挤轻工业,挤人民生活,市场情况越来越紧张。1960年又是高指标,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要动员7000万人搞钢铁。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大跃进”,实际上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的三年大冒进。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
  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井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
  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
  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面对严重的困难,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人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第二天清晨传达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物资;组织增产节约;紧急调用车船抢运救济物资;甚至煤矿上因粮食供应不足,挤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粮问题,调度小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粮食补助和每月的白酒。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了渡过困难的岁月,这个小组作了许多工作。
  困难时期,周恩来突出地抓了粮食问题。
  1960年粮食产量是28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了三成。那时候,全国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全国6亿人口,城市人口1.2亿多,“大跃进”多了2900万人进城吃商品粮。国家需要有360亿到400亿斤的粮食库存,才能调配得开,保证正常供应,而1960年国家库存只有180多亿斤,除了供应城市外,农村还需返销上百亿斤粮。有的大城市如沈阳、大连只有几天的存粮。许多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周要召开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他要秘书制定了一张像“哈达”那样的粮食大表,上面记着各省、市的粮食数字。他对表上的数字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亲自决定向备地调拨粮食,并且下决心进口粮食、精简2000万人下乡,这些都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并作出决定。
  为了渡过困难,周恩来抓粮食抓得很细。当时的粮食部部长,一个星期要被找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一般是晚上找去,有时晚上九十点钟或十一二点钟去,谈到凌晨三四点钟。在深夜,邓颖超就送去一些饼干等,偶尔也端来一小碗素挂面。这都是周恩来自己出钱,不向国家报销的。那年月,中央经常召开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都是由周恩来出面的。所以李先念说过:管粮食、管吃饭的分三线。粮食部在第一线,由他们先同各省区协商,能够商妥的,就不上找了。第二线是李先念,粮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李先念请出来。第三线是周恩来,李先念同他们商量不下去,最后就把周总理请出来。于是,周恩来就把粮食部领导人带上去拜访,一个省一个省地定。那时,调动600万斤粮食,都要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直接抓粮食工作,是从1959年开始的,大约一直抓到“文革”开始。粮食情况开始好转,是在1964年以后,产量逐渐回升,到1966年已回升到4000亿斤左右,城市供应比较好了。为了解决6亿人民要吃饭这个大问题,周恩来在那几年中确实是操碎了心。几年工夫粮食问题逐渐解决了,然而周恩来明显苍老了。
  “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重大失调,到1960年,眼看这种“跃进”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了。这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来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1960年8月30日到9月5日,国家计委党组四次向周恩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国家计委原来提的意见是:“1961年是经过‘大跃进’后的一年,根据中央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国民经济随着重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改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不但补充了“充实”的内容,而且把“整顿”改为“调整”,使内容更加广泛,突出了扭转比例失调的含义,更切合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这个方针,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
  196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进一步提出,这三年的缺点错误最集中的表现是指标定高了,建设规模搞大了,调整首先是调整各种比例关系,当前调整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决定退够,留有余地;第二,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第三,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后来,他在1962年3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八字方针是“以调整为中心”,“是一个既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为长远打算的积极的方针”。“在我国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中国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正是国际上风云激变的多事之秋。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以至中方被迫自卫还击,美国疯狂扩大侵越战争,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反对国际上的霸权主义,支援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周恩来不得不经常忙于处理大量的紧迫的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调整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复杂,周恩来认为自己既然是政府总理,就责无旁贷。他毅然地挑起了领导经济调整、亲自指挥调度的重担。他向干部们阐述多难兴邦的道理,号召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勤俭建国。1960年10月,他亲自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1月间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凤”问题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颁发执行,对于当时刹住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生产关系,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962年1月讨论起草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书面报告时,周恩来对所有制问题提出,应该“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写进去”。这个思想,是对于多年来农业上的“左”的错误的总结和批评。
  八字方针的具体内容,完全是为着解决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的,主要是解决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对这个方针,从提出到贯彻执行始终存在着争论,中心是调整是否必要。周恩来坚持了这八字方针,措施坚决,国家的经济回升得比较快。到1963年冬讨论1964年计划时,又有人提出说调整任务已经完成了,又可以开始跃进了。周恩来认为还要调整,要一直调整到1965年。到196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接近1957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59%,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恢复正常,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经济工作走上了轨道,可以健康迅速地向前发展了。

周恩来一生历尽沧桑,虽历经荣辱却不变初衷。他遇事沉着冷静,科学分析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通过制止、回击、调解、疏导等方法,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巧妙科学地应对;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他那独到果断、富有创造性的智慧和才能不仅体现在政治、外交活动中,也在经济建设舞台留下了浓墨重彩。其中“大跃进”后在经济调整中的一副对联就是一例生动体现。

周恩来的后半生,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他的关于建设的理想和作法,是有条不紊的,稳步前进的。他曾说过:“我们进行工作时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就是对于这个中心点,周恩来也是谨慎从事的。他特别说明:“我们说‘集中主要力量’,并不等于冒进。”他的这种稳步发展的建设思想,不只是在工业建设方面,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关于教育,他说过:“我们的摊子不要铺得很大,一定要有重点,要稳步前进。”对于农业,他也说过:“发展农业要稳步前进,不能要求太急。”
  这是符合周恩来的性格和作风的。周恩来是锐意进取而又谨慎周详的人。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经济建设上发生过两次冒进倾向。第一次是1953年。这一年是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年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国家财政预算中反映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加上编制预算时由于没有结合国家的信贷计划,没有考虑到财政方面的季度差额和周转资金,而把上年结余全部列入预算,并且作为当年的投资安排,结果造成信贷资金严重不足和财政后备力量缺乏。由于财政盘子定的过大,基本建设铺得过宽,尤其是有些方面的投资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导致这年全国城镇人口从1950年的6000多万猛增到7800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2亿,造成国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状况。
  周恩来很快察觉了这种状况。6月19日.他在政务会议上指出,我们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并说,当前整个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反对急躁冒进。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结论时,也说:今后应该注意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要重点建设,稳步前进,一切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反对百废俱兴,并须有足够的预备力量。
  这年夏天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人。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的措施。会后,全国贯彻会议精神,克服和防止盲目性,在重点建设中坚持了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
  1956年初,在上年夏天开始的反对“右倾保守”的思想影响下,在保证“一五”计划提前完成的原则下,制定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考虑需要多,对国家物力财力的条件研究不够,总的安排上要求过高过急,反映了急躁冒进的倾向。这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指出:不耍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他还说,“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2月7日,周恩来指示正在召开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反对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的现象。对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要泼冷水。但各个部门搞计划不能超过客观可能,不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告诫国务院各部门!“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现在,“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2月3日、6日,周恩来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部长李先念研究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的问题。周恩来认为,既然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而且各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那么,计委、财政部对计划就“要压一压”。2月1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所提1956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时,就实行“压一压”,他抓住了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较大的削减,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压到147亿元。
  3月25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草案),由于当时种种主客观原因,一些指标仍然偏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建设物资的供需矛盾。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后果,很快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村、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周恩来看到,经过压缩的1956年的计划(草案),仍然是冒进的。他由此推论,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已经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期间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也是冒进了。他认为,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进一步反对冒进,“要敢于抗大流”。
  1955、1956年的情况是:1955年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又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投资;1956年则是冒进了。根据这两年的经验,为了确保经济工作的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反对右倾保守同急躁冒进这两个倾向,而当时主要是应当反对冒进。
  当时,周恩来曾经要秘书帮他查找马克思说过的一段话: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从上述认识出发,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采取制止经济形势恶化的措施。他抓了“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为平衡而奋斗”。把精力放到了反对急躁冒进上。5月11日,他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反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他在这个月同李富春、李先念交换意见,要再次解决订得过高的1956年的国家预算,井指导起草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稿。报告稿中明确提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地区都已经发生了”。
  当时,毛泽东提的是反对右倾保守。这口号周恩来起初也是赞成的,但是接触到实际工作,随着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各条战线不断向他反映情况,提出了建设规模和我国实际能力的矛盾。4月间,他亲自作调查,发现了不平衡的现象。这时,陈云提出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他支持陈云的主张,李先念也同意。因而在中央明显地发生了分歧看法。4月下旬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张追加大额的基建投资,周恩来是不赞成的,申述了理由。5月2日,周恩来曾经到毛泽东那里谈过一次,但不久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外出了。
  上述报告稿送到了中共中央。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这个报告稿。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有关冒进情况,半年来经济建设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会议决定制止急躁冒进,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央会议的决定。这期间,周恩来在他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要有这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为了使反冒进引起全党全民的重视,《人民日报》6月20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用了1/4的篇幅,详述了急躁冒进的主要表现,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10月间,根据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制订1957年计划,足足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会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进行综合平衡,大家一致同意较大地压缩了基本建设规模,拟定了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11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今年的情况,生产是有成绩的,肯定的,指标一般恰当,也有安排不恰当的,如双轮双铧犁就多了。1956年的计划总的说是打冒了,财政赤字有20到30亿元。钱主要是基建用多了。1955年基建投资82亿元,1956年140亿元,增长太快,各方面都紧张,重点没有保证,大家抢器材,应该用的没有,不该用的用了。1957年的计划应在“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下考虑安排。在制订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时,建委提的是120亿元,各地报数则至少要150亿元。薄一波在订计划时随时向周恩来、陈云请示。周恩来主张要少,感到120亿还多了。1957年1月,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陈云到机场送行回来,就打电话给薄一波说:总理上飞机时同我讲了三次,要我转告你,基建投资不能超过100亿。薄一波听成为110亿,就按此作了决定。
  周恩来反对急躁冒进是很坚决的。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是能够快于资本主义的,但是仍是需要长期努力的。他一再讲,必须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的时候,除了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质等其他条件。由于1956年反对了冒进,1957年的经济建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如果照此下去,中国国民经济就可能持久地沿着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综合平衡的轨道发展。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1956年纠正冒进的正确方针,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这是“右倾”,是“促退”,是向群众泼冷水,打击积极性。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人民日报》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公开指责1956年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1958年1月11日到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南宁会议。会上,他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话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后,又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这是方针性错误。他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远了。
  南宁会议召开时,周恩来在北京正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太子巴德尔。13日,他赶到南宁参加会议。毛泽东发言猛烈抨击反冒进。16日上午.毛泽东还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1/5,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毛泽东接连不断地声色俱厉地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更使反对过冒进的人坐立不安。周恩来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他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息事宁人,对毛泽东的批评未作任何解释和申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会议的气氛。他在会上作了检查。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保护了同样反对冒进的其他一些领导人。
  2月中旬,毛泽东提议在北京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再到成都去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时,他对提出反冒进的领导人发出警告,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3月8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25日,周恩来再一次检讨反冒进“错误”。毛泽东听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番话,意味着要周恩来在将要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进行检讨。
  这种批评,从1957年11月的南宁会议,1958年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到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一直继续着。并且把问题混淆为政治路线问题。最后,大家都赞成毛泽东了,没有争论了。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比较少了,他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
  周恩来的内心非常苦闷。成都会议期间,他对秘书讲,回到北京后,要起草一个他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后来回到北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周恩来说,这个稿子主要是做“检讨”,囚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已经同毛泽东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是思想跟不上毛泽东。这个“检讨”,周恩来说一旬,秘书记一句,他说得很慢,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反映了当时周恩来内心的矛盾,他找不出恰当的词句来表达。在这个情况下,秘书向他建议说自己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等他安静地构思好以后再来记录。这时已是深夜12点了。凌晨之时许,邓颖超找到秘书说:怎么周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她同秘书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继续口授,完成这个记录稿。在同秘书谈话时,周恩来流下了眼泪。后来,周恩来又逐字逐句地亲白修改,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秘书看到,周恩来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增添了。这个稿子退回来时,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比较轻了。
  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围绕支持“大跃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检讨。这个8000余字的检讨发言稿,作为大会材料印发给了到会代表。
  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觉得应当向人民负责。而在他被认为是错误的,不能贯彻自己的正确主张的时候,他就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了。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会议,是决定周恩来去就问题的。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批反冒进的“错误”,批掉了一个按照中共“八大”制定的一条实事求是的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正确的经济建设路线。造成“大跃进”的重大失误,使得我国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折。后来,毛泽东在发觉了“大跃进”造成失误后,在1960年6月作了一个《十年总结》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图片 1毛泽东

对联的产生

四年调整时期(1961年至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新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重大转折。周恩来在这关系我国国民经济盛衰的关键时刻,同当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作出了永铭人心的卓越贡献,为国民经济经过“大跃进”的挫折而恢复发展,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庐山会议旧址然而,仅就其自然风光而言,庐山算不上天下第一山;庐山闻名于世,其重要原因还在于"政治"。民国时期,许多重要政治谈判都在庐山进行,国民党的风云人物很少有不登庐山的。有人考证说,蒋介石上庐山有二十多次,也有人说三十多次。他头一回上庐山,是在1926年北伐途中,占领南昌后,于11月26日上庐山。到了共产党打下江山,自50年代末开始,它也成了会议重地,许多政治事件发生在这里。

1960年8月30日—9月5日,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提出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周恩来将“整顿” 改为“调整”, 并增加了“充实”二字,从而初步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八字方针。周恩来把“整顿”改为“调整”,使内容更加广泛,突出了扭转比例失调的含义,更切合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这个方针。

众所周知,从1958年南宁会议开始的“大跃进”,连续3年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损失。1958年底开始的调整工作因庐山会议而中断,同时正在掀起的国际反华浪潮又迫使我党中央不得不以大部分精力来对付。

1959年6月,毛泽东离开北京,一路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考察。25日回到韶山,28日到武汉,29日,从汉口乘船到达九江,然后乘车缓缓登上了庐山。对于江西,毛泽东十分熟悉,从井冈山斗争开始,他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战斗了多年,但登上庐山,这还是头一次。

尽管提出了基本工作方针,但是各级领导人对形势的认识并不统一。有的认为经济问题并不十分严重,没必要进行大的调整;有的认为,主要是农业拖了后腿,工业没有什么问题;一些人更是怕又像1959年反右倾那样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怕政策多变。这些情况阻碍了“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导致不能主动调整经济,将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于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取得相对最大的产出;拖着大摊子,长线、短线相互拖着一起下降。1961年,在基本建设、工业急剧下降的同时,农业生产下滑的趋势尚未得到扭转,财政、信贷赤字没有消除,货币发行量继续扩大,物价猛烈上涨,人民生活依然十分困难。

1960年7月,国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鉴于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即开始酝酿进行调整,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六字方针。周恩来在讨论这个方针时,采纳了“巩固”和“提高”,把“整顿”改为“调整”,还增加一项“充实”,这样就形成了八个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方针。周恩来在他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解释:“整顿”含义不如“调整”确切,也易于为人接受;大跃进中搞了许多大架子、空架子,需要加以“充实”,不只是“巩固”和“提高”的问题。当时,正值苏联宣布毁除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合同,撕破一切协议,撤回全部在中国协助工作的专家。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的争论也正在激烈进行。中苏关系处于严重恶化之中。因此,在1960年夏季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按会议要求,周恩来还就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苏两党关系作了一个详尽的报告。

在众人的簇拥下,毛泽东走过潺潺清溪东谷河一侧,来到一片蓊郁苍松和碧翠竹林之中。这里有一幢乱石垒成的两层欧式别墅。通常,屋匾庐号总是高悬于大门之上,而此屋与众不同,在院子里一块巨岩上,镌刻着"美庐"两个大字,落款为"中正题"。因为是蒋介石的手书,有人想凿去,以免毛泽东生厌。毛泽东闻知,当即制止,说:"这是历史,不要铲掉,应该留给后人看!"毛泽东一句话,使"美庐"二字留存至今。

为了迅速统一全体干部的认识,认真贯彻调整方针,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史称七千人大会。要求全党团结起来,踏踏实实地做好调整工作,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调整工作的宏观经济工作的实质,是贯彻综合平衡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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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庐"原是英国人赫莉太太的私宅,建于1922年。赫莉太太和她的丈夫都是医生,在庐山上开设"赫莉医院"。这座私宅在当时庐山上是最豪华、最宽敞的一幢,宋美龄甚为喜欢。赫莉太太就将此宅献给了宋美龄,于是此屋改名"美庐"。"美庐"绿门、绿窗、绿顶、绿柱,楼上有宽敞的阳台,四周有1500平方米的花园,幽雅、清新、恬静、秀美。蒋介石在园内叫人植白竹,宋美龄则种凌霄花。

1962年3月,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综合平衡方针。他说:“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平衡。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最大的教训是不能平衡。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 就寸步难移。” 在陈云讲话时,周恩来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

但是,无论如何,作为调整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毕竟在周恩来主持下提出来了。

初登庐山的毛泽东,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东升,成诗八句,其中两句云: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上联是 “先抓吃穿用”,

从毛泽东的诗前小序和诗本身来看,毛泽东当时的心情很好,他甚至联想到桃花源里的陶渊明。

下联是 “实现农轻重”,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这次全会是在1960年11月全世界八十一党莫斯科会议就共同声明达成协议之后举行的。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分析形势时一致认为,由于莫斯科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终于达成协议,中苏关系至少可以缓和一个时期,我党中央的工作重点,应从国际问题转移到国内问题。因此,这次全会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汇报八十一党会议情况和分析外,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已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中央常委已确定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今年应当是大战役后大休整的一年,要通盘考虑全面调整,至少今明两年内要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济工作如此,其他工作也应如此。因此这次全会集中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批准了这个计划和这个计划中提出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毛泽东讲话时肯定调整方针,并提出1961年为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也才能方法对。

这种愉快的心情来自他对客观形势的估计。尽管也有些国际上和国内的事情不顺心,实际工作特别是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等事情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但他总的认为,形势是好的,而且会越来越好。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向他汇报情况时曾说,"大跃进"以来,"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对这几句话很赞赏,进一步发挥说:"'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于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成了庐山会议前对全国形势的总估计,也是当时会议的基调。当众人陪同毛泽东来到蒋介石用过现在重新装修过的"美庐"别墅时,毛泽东冲着江渭清、聂荣臻、曾希圣等人说道:"现在天下大乱了。"

横批是 “综合平衡”。①

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组织调查组去农村调查研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纷纷下农村,去工厂,进行广泛、细致和系统的调查研究。中央多次开会讨论,会后形成了调整各方面工作的一系列文件草案,《农业 60条》、《工业70条》、商业40条》、手工业35条》、高教60条》、科研14条》以及根据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意见而后来形成的《文艺8条》等等。

四个人一惊,不知如何作答。

这幅对联生动地概括了综合平衡方针的目的和方法。

但是,中央决定的调整方针和各项政策,贯彻执行中进展缓慢,干扰和阻力很大。主要原因是党内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情况不明、思想不通、决心不大,总想搞多一点,搞快一点,或者总想少退一些,迟一些再退,拖延观望。他们对于中央下达的调整文件,有的置之不理,自行其是,或者各取所需,大打折扣,有的甚至不传达、不讨论、不执行。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于在调查中发现的这种情况十分重视,经几次讨论,决定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省、地、县四级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着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以贯彻调整方针。

江渭清很快琢磨过味儿来:"主席,哪里会天下大乱啊?现在形势很好的。"

对联是周恩来协调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

"好吧,进屋来谈吧!"毛泽东边说边走进屋子,"你们把形势和问题,都一块说说,这次中央扩大会议上,主要是反'左'的问题,不要怕右。"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962年1月举行,参加的有七千多人,通称七千人大会。

众人一块石头落地。在实际工作第一线的领导们怎么会不清楚:本来1958年农业形势很好,风调雨顺,由于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和大办其他事业,增产不增收,大批粮食、棉花,一场大雪全捂在里面。敞开肚皮吃饭,吃饭不要钱的"共产风",培养了不少懒汉、败家子。

在总结本国经济建设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重新开始了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这次探索从1956年初开始,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前后形成了一个高潮。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所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总结了执行“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指出,要实现国民经济稳步前进,我们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取得的基本经验是: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安排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还强调,由于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难以完全预计到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新的情况,因此,应该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靠,而年度计划加以调整。确认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强调要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既反对右倾保守,也要反对急躁冒进。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确定了“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经济建设的方针。②

刘少奇在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既肯定了成绩又指出了失误,着重批评妨碍纠正“左”的错误、贯彻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分散主义倾向,并代表党中央政治局作自我批评,承担大跃进年之中“左”倾错误的主要责任。他明确指出,在中央已经提出纠正这些错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后,全党当前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央决定的方针政策,坚决反对妨碍落实这些方针政策的分散主义倾向,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全国的总管家周恩来对经济形势更是了如指掌。

然而从1957年下半年起,在国内、国际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国家领导人急于求成的情绪再度滋长,并通过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首先表现出来,之后逐步升温,上纲为反右倾保守主义,成为指导经济建设的主导方针。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也作自我批评。他声明:1958~1960年这3年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主要责任应由他承担。他着重讲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批评各级党组织中缺乏民主,书记说了算,并严厉提出他偏要摸那些屁股摸不得的“老虎”。他号召分组召开“出气会”,对中央和省委提意见,像竹筒倒豆子那样交心见面。七千人大会出现了坦诚相见、热烈感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新高潮。因为实际上对中央的意见,讨论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时已提得差不多了,这时主要是各县委对各省委的意见。

在南宁会议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后,周恩来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一总体构想,他的内心里又觉得自己跟不上毛泽东。他尊重毛泽东,更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他相忍为党。但当他面对实际时,他内心又常常充满矛盾,他难以容忍一些过头的做法和违犯经济规律的事,可又不便于在公开场合提出不同意见。就他所处的地位和全国形势而言,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这与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对策相似。

在批判反冒进的过程中,只讲速度,不讲比例、效益;只讲主观愿望,不讲经济规律;不做科学论证,对贯彻反冒进的同志扣帽子,甚至与国民党、右派相提并论,把安排经济计划速度的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不是发扬民主,摆事实讲道理,而是不允许不同观点的同志申辩。迫使贯彻反冒进方针的中央负责人周恩来、陈云等多次检讨。这样,就轻易否定了中共八大前后凭借集体智慧形成的许多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批判反冒进,是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从量力而行、综合平衡、稳步前进,转变为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重大转折点,为即将发动的全民“大跃进”清除思想上的障碍。

周恩来在2月7日讲话。他首先作自我批评。他说这3年中的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委负有很大责任。有关国家计划和政策的文件,许多是国务院提请党中央批准的,国务院负有主要责任。他以“四高”、“三多”为例加以说明。“四高”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调出,国务院应负主要责任。“三多”是计划变动多、基建项目多、权力下放过多,国务院也应负很大责任。至于有些政策性文件,未经中央批准而擅自下达,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则应负全部责任。

周恩来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被"大跃进"搞乱了,"建议"提出的指标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起不了什么约束作用。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和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的决定。这一年各地"大办"成风,包括大办农业。有的地方粮食放"卫星",说稻子亩产几万斤,有一阵毛泽东都担心起粮食吃不了怎么办,是不是一天吃5顿饭;可周恩来到一个亩产大户现场看了看,这里稻田里插着亩产10万斤的标牌,稻田的上空像灯火球场一样,电灯通明,说是为了加强光照,旁边正有一台大鼓风机在呼呼作响,说是为了通风。周恩来暗中一算,这不可能是一亩田的稻子,至少得几十亩田的稻子移过来的。因为有外宾在场,周恩来没有当场提出批评,但是回来以后,心情十分沉重。7月18日,周恩来到上海市郊马桥镇看高产田,听说"夜战""苦战",一亩地种了12万穴,他当即指示,要合理密植,要关心社员的生活,要让社员吃好休息好。同月,周恩来在广州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时,对他们说:粮食产时要避免虚假性,要保证社员的口粮,千万不要讲大话,损害群众的利益。在大刮"共产风"时,周恩来到河南去视察工作,批评省委主要负责人,要他谨慎。

“大跃进”导致经济运行出现了空前混乱。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自1958年“大跃进”始至1961年连续4年财政赤字,共计达180.35亿元,亏空严重。与之相伴随,出现了货币发行过多、市场不稳定的现象。1960年,银行信贷资金达954.4亿元,比1957年增加2.35倍。在外部难得开放,内部“池子”有限的环境下,实体经济没有能力承担如此巨额的金融“泡沫”。再加上自然灾害,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加剧。

周恩来具体举例说明自己的错误。一个例子是他在1959年8月人大常委会上汇报政府工作时,说过农业每年增产10%就是跃进,增产15%就是大跃进,增产20%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20%是跃进,增产25%是大跃进,增产30%是特大跃进。周恩来说,他提出这样的增产幅度,本意是想说服那些认为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才算大跃进的同志,但无论农业或工业,那样大幅度的增产是根本不可能的。周恩来说,美国在过去100年中,前50年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20%,后50年为1.1%。美国从年产十几万吨增加到年产1000万吨钢,用了28年(1872~1900),我国只用了10年(1949~1959,1958年产1070万吨不能算数,当年好钢不到850万吨),已经是很高的速度了。大跃进中“欲速不达”,1960年硬要年产1800万吨钢,1961年还要生产900万吨,结果今年计划只有降到750万吨。“以钢为纲”,结果挤了其他产业,破坏了综合平衡,也损坏了本身生产设备,难以为继,结果不得不掉了下来。这是我们违反客观规律的结果,是对我们的惩罚。

"大办钢铁",是大伤元气。

残酷的现实使人们的头脑冷静了一些,1959年6月毛泽东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是没有搞综合平衡,是权力下放太多,强调要搞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要适当收回下放的权力。庐山会议之后的1961年号召全党大搞调查研究,1962年初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周恩来在这个会的小组讨论会上发言,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③。国民经济重返综合平衡方针,才有了周恩来的这副对联。

周恩来还举另一个例子说明他自己犯错误,那就是权力下放过多。他说他曾号召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产值超过农业总值,形成多个工业体系,他亲自起草文件,重工业下放76.5%,轻工业下放85%,财权也下放许多,造成了很大的恶果。他身为一国总理,困难时连1000吨钢也调不到,真是自食其果。

河南新乡市放出一天产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来看到这个材料后,问身边搞过钢铁生产的秘书顾明,这有无可能?顾明回答说:"我们在鞍山钢铁厂,炼一吨生铁需要贫矿石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10多吨。102万吨生铁,需要1000多万吨的运输量,所以这不可能是真的。"周恩来就要顾明到河南去看看。顾明去后,把土法炼出的所谓生铁带了回来,实际上,其中最好的也不过是含铁成分较多的海绵铁。大批农民上山炼铁,许多地方分不清什么是铁矿石,把比较重的黑石头块当成了铁矿,也弄不清一吨是多少,把一担当作一吨。周恩来心中很不安,照此下去,废铁成山更是浪费。他每星期亲自主持一次钢铁会议,还调了1?3万多大学生去各地帮助分析化验。到了冬天,中共四川省委工业书记陈刚向周恩来请示汇报,说四川还有几百万人在山上,既无衣被御寒,又无粮食充饥,钢铁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周恩来当机立断:立即下山。

对联体现的是生产目的、产业结构与经济规律

周恩来说,由于“四高”、“三多”给许多同志造成很大压力,伤害了许多同志,我乘此机会向大家道歉。

对此,一直关心粮、钢跃进的毛泽东不能说不闻不问。他走出红墙到各地视察时,在红薯地边,有人上前扒一块红薯,个不大,再扒一块,还不大。毛泽东看在眼里,不让再扒,转身留下一句话:"亩产13000斤?秋后我再来看。"从小种过地的毛泽东对亩产10万斤有过怀疑,他指着一位负责人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人解释,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鼓风就可以亩产10万斤。毛泽东仍摇头:"吹牛,靠不住。这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有人想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以证明一下,毛泽东还是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上联 “先抓吃穿用”,既反映了生产目的,也是在市场全面紧张局面下的应对举措。一方面,在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的形势下,要优先解决人民急需的吃穿用问题;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需求,这是党的八大确定的基本方针,在调整中要重申,并切实得到重视。

周恩来出自肺腑的自我批评,极大地感动了到会同志。

人们也许会奇怪,既然毛泽东不相信这些,为何又不制止呢?一个原因,那就是毛泽东始终认为,这只是具体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对"大跃进"的方向,他始终是坚信不移的。对亩产10万斤这件事,他曾对秘书高智做过这样的解释:你不要相信这件事。可是群众运动"不热不行,不热群众起不来。不冷也不行,热过了劲就要坏事。咱们现在根本达不到那个水平。"他的意思是群众热起来的时候,只能淋一点毛毛雨,不能泼冷水。所以,他对群众中出现的狂热和浮夸,他不相信,但也不批评,相反还要鼓励,因为他相信这股空前的热情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下联 “实现农轻重”,反映的是产业政策。对于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三大产业--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如何协调发展,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对长期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的积累与消费比例不协调,重工业脱离农业,轻工业单独推进不仅难以持续,也影响了农业、轻工业的增长与发展,影响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与逐步改善等问题,有过精辟论述,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与总结。但是在“大跃进”追求高速度的冲击下这些远见卓识都被放在一边了。在调整中痛定思痛,要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顺序实现全面发展。周恩来的这副对联提出后不久,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作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长期经济建设方针。

周恩来指出,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加上自然灾害,目前全国经济困难非常严重,农业大大减产,轻工业生产自1960年起下降,重工业硬撑到去年也不得不往下掉,人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不少农村饿死人,城市供应严重短缺,浮肿病在蔓延。我们必须全党动员,尽最大努力克服困难。

尽管毛泽东不愿向群众泼冷水,但触目惊心的事实却不能不让他顾及事物的另一面。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就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以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特征的前一段的"左"倾错误,提出社会主义时期不能消除商品生产,不能剥夺农民。接着毛泽东又在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23日讲了一次话,提出要"压缩空气":"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接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醒全党认真注意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原则,认真使经济计划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互相保持适当的比例。这次会议气氛很融洽。会议结束的那天,湖北省委为了表示庆贺,在东湖宾馆宴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以及各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毛泽东平时不喝酒,有客人时也只是稍喝一点。这天他的兴致很高,喝了两杯,满脸通红。身边的工作人员祝酒时,他说:"总理的酒量好,请总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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