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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提议召开书记处会议必威,毛泽东指定在

来源:http://www.parajumpers2012.com 作者:必威 时间:2019-09-21 07:15

《斯诺眼中的中国》这本书中写道:“1949年的历史充分证实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战略是正确的。……在北京的故宫前面,他站立在毛泽东和朱德身旁,千百万张笑脸朝着新朝代建筑师——人民共和国三巨头之一的周恩来欢呼。”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回延安的前三天,向中外记者宣告:国民党军队如进攻延安,中共将被迫从边区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中共只要紧靠人民,为人民服务,必能成功。中共“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第二天,他在给郭沫若、于立群的信中说:“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
  他回到延安后,12月17日给在上海的宋庆龄的信中,就从力量消长预测了胜负前途。他说:“如果内战继续下去,蒋介石的武力再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消耗,解放区人民的武力将有可能与蒋介石的武力渐渐的处于平衡的地位。到那时,我们会看到在蒋介石统治区,爱国的民主运动的更加发展,经济的财政的危机更加严重,人民的武装抵抗运动也会更加在许多地区扩大,再加上上述的国际有利局势——新的民主高潮就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光明胜利的前途一定会到来。”31日,他又给郭沫若写信说,“国内外形势正向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途程中进展,……我们这一面,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
  历史的发展证明周恩来的这些战略性的预测是十分准确的。1947年12月,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7年又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译东擘划和指挥了这场东起胶东半岛,西至天山南北,由东北长春到南海之滨的广东,相去万里,历时4年的革命战争,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胜利。毛泽东在1950年2月27日曾经回顾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7年6月30日夜,人民解放军横渡黄河天险南下。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军队20年来第一次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进攻。这个作战方计,是周恩来提出来的。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已经势不可免,和平已经没有希望。这个月中旬,周恩来和几位友好的爱国人士商谈国内军事态势后,18日,他给中共中央去电提出:“我如以两支强兵南下,一插津浦路东,一插路西,直抵江边,京沪局势必将大乱。”
  这是大军南下、中原突破这一战略的最初提出。这个意见得到中央的重视和接受,下来就是作好准备和什么时候实行的问题了。6月下旬,虽然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但是广大中间人士对和平仍然存在着幻想,周恩来必须彻底揭露蒋介石不要和平坚持内战的真面目。到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和谈已经破裂,而第三方面人士仍然害怕破裂;国民党提出要很快召开“国大”,中共则要争取第二方面人士中的大多数不参加“国大”以孤立蒋介石。在这样的形势下,10月15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去电报提出:“在军事战略上应与政治相配合”。他主张“在‘国大’前后,还不宜打出来,主要仍在解放区作战,易于歼敌”。
  从1947年3月19日起,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同时指挥全国各战场的战争。4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电告刘伯承、邓小平,你们应在黄河东西两段同时准备充分的船只及其他必要事项,以便随时可以从东面或西面采取渡河行动。5月3日,中共中央电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位于长江北、黄河南的蒋军顾祝同系统,刘邓军10万立即开始休整,6月1日后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州、汉口,或打汴梁、徐州,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陈粟军受刘邓指挥。6月30日晚,刘邓大军四个纵队约13万人强渡黄河南下,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在转战陕北中,西北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蟠龙战役胜利的五天后,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的电报,内容是:“全党全军首先要面向蒋管区,把战争引向更远的敌后。”
  1947年7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上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战绩。他指出:一年中,歼敌112万,国民党军从建制、人员、武器来说都损失了大约1/3。1947年3月至6月,敌人的攻势已成弩末,除山东、陕北两处外,我方都转入了反攻。预计战争第二年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最上也将超过敌人,今后的发展必须求之于外线作战。这年8月,在他亲自领导下写出了战争第一年的总结,为制定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依据。9月28日,他在陕北葭县(今佳县)神泉堡作报告,阐明战争第二年的口号是:“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我们的方针就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要实现。”至于打倒蒋介石,“要到第三年,可能到第四年”。
  1948年6、7月间,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豫东战役,歼敌9万多人。7月11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写了这样一句话:“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吃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
  这预告了战争在新的年度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1948年9月,在周恩来主持下,总参谋部写出了战争第二年的总结,作为决定战争第三年战略方针的依据。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说:战争进入第三年后,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重点在北宁路”,“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如果战争的第三四年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很严重,加上敌方的财政经济崩溃,内部倾轧,那么胜利可能来得更快,我们应当有此准备”。
  这一月,华东野战军取得了解放济南、歼敌10万的胜利。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指出:这一胜利“证明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他认为,济南战役是三大战役的开端,决战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对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周恩来亲自起草了很多电报,对于兵力部署、作战指挥、兵员物资补充等问题,都有过详细的指示。1948年10月2日,周恩来就蒋介石从华北调兵增援锦州后,林彪对集中兵力攻锦州的方针发生动摇,并要华北杨(得志)、罗(瑞卿)、耿(飙)兵团支援东北一事,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电。电文中指出,“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15日,锦州解放,歼灭敌人10多万。17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说:“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部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指明了锦州战役必将发展成为解放全东北的大战。
  10月19日,长春解放,东北解放的大局已定。在此情况下,20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东北同电并告林彪、罗荣桓等,要他们加紧修通中长路陶赖昭至四平段,以便解放沈阳后迅速修通中长路全段并向北宁路推进。11月2日,沈阳、营口解放,辽沈战役结束。蒋介石和傅作义对于平津地区的守军是南下还是西撤举棋不定,明争暗斗。9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军委致华北、东北有关领导同志的电报,说: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为了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津、张、保地区,命令华北第三兵团西开协同第一兵团攻太原后北返,华北第三兵团停止执行围攻归绥计划,以防傅部西退,等待东北野战军入关共同夺取平、津。这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扩大原定的淮海战役作战规模,并指示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协同作战。
  1948年11月17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在我胜利威胁下,蒋匪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而“蒋匪嫡系24个师从华北海运江南,是蒋介石今天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及傅系步骑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电报要东北野战军考虑改变原定的休整到12月末的计划,提前进关。18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进关。29日,平津战役开始。12月中旬起,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导平津前线领导人开始同傅作义派来的人员进行谈判,基本原则是争取敌方放下武器。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至此,蒋介石国民党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15日,天津解放。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长期以来,周恩来从事着同一些国民党将领的秘密联系工作。1945年12月,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的电报中,要他们做好争取原西北军将领的工作。在战邹发的关键时刻,这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46年6月16日,周恩来电告中央,冯治安的副总司令张克侠已被国民党方面注意,现要将其妻子子女先送到解放区,请告徐冰洽办。17日,他电告中共中央转陈毅说,吴化文愿意找出路,请陈毅联系。后来,济南战役中,国民党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约2万人阵前起义,促使战役提前12天结束,人民解放军减少了二三千人的伤亡。淮海战役开始,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万多人起义,为人民解放军迅速切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这也是使得淮海战役扩大规模的因素。
  在指挥解放战争中,周恩来日夜繁忙,席不暇暖。他参与各战备区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决策,对许多战役都曾以电报作出指示。他起草的指挥作战的电报,最多时一昼夜达22份。1948年,为了使部队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他为中央军委拟定了《关于统一解放军全军组织和番号的规定》。1949年6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命令,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式样。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1946年12月16日,被任命兼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他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波澜壮阔的第二条战线。这条战线,以学生为主体,有广大工人、农民、教员、职员、爱国民主人士等参加,展开了同国民党反动派的迅猛异常、一浪高过一浪的斗争。“从解放区自卫爱国战争与蒋管区人民民主爱国运动的配合发展和胜利中,取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
  第二条战线的基础,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长期工作中打下的。1945年的“一二·一”运动推动了全国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1946年6月,周恩来批准中共南京局上海工委书记华岗的建议,决定组织上海各界代表到南京为和平而请愿。代表们6月23日在下关车站遭到大批特务围攻和殴打,暴露了蒋介石不要和平的原形。从“一二·一”到“六·二三”的和平民主运动,为形成第二条战线,迎接更大规模的斗争作了准备。
  周恩来兼任中央城工部部长后,1949年1月,调整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系统,以便配合解放战争,迎接全国革命新高潮。2月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分析了蒋管区人民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他说: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事实,激起了中国人民去年年底的反美抗暴斗争,美蒋反动派更加陷于孤立。会议通过了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指出中国政局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的高潮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1947年,学生运动高潮迭起。5月5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中,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蒋管区城市工作,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5月20日,蒋管区发生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次运动的浪潮席卷了全国20多省60多个大中城市,学生运动与工人罢工、市民运动、农民抗租抗税斗争等汇合一体,持续了一个多月。毛泽东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路线”,“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5月23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又指出:在学生运动中望坚持党的方针,“并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国民党的中央社当时有一个显然是缩小了的统计:从1946年12月到1948年6月,共发生“学潮”109次,506天。它说,“学潮”和中共的“一切号召和要求完全是密切呼应,若合符节”,“公然在政府后方开辟所谓第二战场”。
  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周恩来领导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既区别于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合法主义,也避免了发生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左”倾错误。1948年8月22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这个指示中说:“蒋近已决心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它分析说,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中,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地说,一般是不可能的。因此,采取或者准备采取武装斗争的直接行动,都是不许可的,都有使少数先锋队脱离广大群众、遭受严重摧残与招致一时失败的危险。指示提出应当“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凡是已经暴露的中共党员、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大批撤退到解放区,如上海撤出约2000人,北平撤出约1000人,南京撤出约几百人,这部分人在解放后大部分回到了城市,成为人民政权各条战线的工作干部。留在城市内不撤走的,开展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千方百计护厂、护校、护店和保护一切公共设施,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或毁灭城市的企图,里应外合,配合人民解放军完整地解放和接管城市,为国家和人民保存了元气。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提出:
  “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号召得到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领袖的广泛响应。他们认为中共“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通电国内外各界及海外侨胞,共同筹进,完成大业。
  这以后,周恩来就一面协助毛泽东继续指挥全国范围的大决战,一面用很大部分的精力筹划建立人民的国家政权。
  从1948年秋天开始,几百个爱国民主人士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从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海外到达解放区。为了使他们平安到达解放区,周恩来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11月初,他受已到达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代表的委托,开始主持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1949年2月27日,那时他还在西柏坡住,就审阅修改了《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人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等,批示把它们印成一册,名叫《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供大家协商讨论。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周恩来任主席,致开幕词。第二天,他在会上作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并说明,我们的共同纲领“不能不转向建设方面”,“重点要摆在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会上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周恩来被推选为常委会副主任,并兼任第三小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为了起草好《共同纲领》,6月下旬他把自己“关”在勤政殿一个星期左右,亲自写出全文,以后又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才形成草案送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8月26日至27日,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会上他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中共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有备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个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名称也要固定,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要长期存在。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新政协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在会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第二天,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报告说: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为着这个任务,我们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结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中国人局解放军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保证了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他说,我们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是它的灵魂”;我们的经济政策要“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营经济是领导的成分”;我们的文化政策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我们的外交政策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我们的国家要“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9月27日、29日,会议在周恩来等主持下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棠。30日,周恩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9日在全体委员会上当选为副主席)。下午6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后,毛泽东宣读了他所撰写的碑文。这一碑文后来由周恩来手书,永远地镌刻在庄严的纪念碑上。
  10月1日下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政府首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从此,开始了他26年国家总理的辛勤劳苦的历程。

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形势时说: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区域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过去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比较孤立。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已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以前,我们把转到外线作战称为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要叫进攻。在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况到今年已经很严重了。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搞了土地改革,而蒋介石没有搞;另外我们的主力打出去了,又减轻了解放区的负担。“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38]328-329、333据此,他在为会议提交的报告中作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39]1244毛泽东的报告还对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方针政策作了系统阐述。他重申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将其称为“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军事方面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经济方面宣布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三大纲领。在这个会议,又一次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议题。会议决定,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7]511。

其间,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将经过中共代表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8位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协商讨论并修改过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文件转发给他们。电文中说:“请你们接到该项文件后,即抄送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建马叙伦、致公党陈其尤、救国会李章达、沈志远、第三党彭泽民、民建章乃器、孙起孟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十一人,并由潘汉年、连贯分别征询他们的意见。”

特殊历史使命

其三,人民政协的成立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这种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塞缪尔·亨廷顿通过对世界政党的研究认为,一党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要明显优于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具有一党制的优势,且能和其他政党同舟共济,共创美好未来。

抗战胜利后的第四年,从旧政协到新政协,从旧的联合政府到新的联合政府,中共完成了自己的建国宏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轮回,而是一个质的巨变,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四年前所有的人都未曾料到的。

筹备会地址,预定在哈尔滨。

必威 1

共产党人宽阔的胸襟、谦虚的态度赢得了民主人士的高度赞誉,陈叔通感慨地说,我看到的历代最高统治者,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惟独毛泽东不是如此。

[48]中央关于与各民主党派交换召开新政协意见给沪分局的指示.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C];毛泽东年谱(1893-1949)[M].

———关于新政协会议的表述:

在此前后,在周恩来指挥下,民主人士陆续安全地到达北平并受到礼遇。共产党人宽阔的胸襟、谦虚的态度赢得了民主人士的高度赞誉。

“共同纲领”中表明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组织形式是人民政协。民主党派不再是在野党,而是和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下来。

[13]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毛泽东文集:第4卷[M].

在协商讨论中,大家除同意中共所提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外,还一致同意王绍鏊提出的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提议;将“平津教授”“南洋华侨民主人士”二单位分别改为“全国教授”“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将无党派民主人士单列一单位。对于筹备会召开时间,同意半数以上的代表到齐后举行,地点在哈尔滨。筹备会组织条例,同意由中共中央起草。沈钧儒还建议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发给在香港的李济深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征求意见。1948年11月2日李德全来到哈尔滨后,立即阅读学习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参加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

“共同纲领”三次起草过程,均广泛吸收了民主人士的政治纲领或主张。周恩来感慨地说,“共同纲领”是各党派共同千斟万酌的结果。民主建国会代表章乃器深有感触地说,在讨论“共同纲领”时,“做到了多数起了决定作用,少数心悦诚服。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

6月15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常务委员会,毛泽东被推选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下设6个小组,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11月25日,中共代表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就新政协达成如下协议:新政协筹备会由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筹备会的任务为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起草文件和召集新政协正式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俟筹备会开会时正式通过;筹备会会址预定为哈尔滨。关于新政协参加范围及任务,决定:一、新政协的参加范围,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二、新政协举行时间在1949年,具体时间及地点由筹备会决定;三、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问题是共同纲领的制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59]9。

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两项重要议题,一为共同纲领的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后举行闭幕式。

“共同纲领”三次起草过程,均广泛吸收了民主人士的政治纲领或主张。周恩来感慨地说,“共同纲领”是各党派共同千斟万酌的结果。民主建国会代表章乃器深有感触地说,在讨论“共同纲领”时,“做到了多数起了决定作用,少数心悦诚服。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

任何社会的或政治的革命,无不是以国家政权的占有为目的的。为了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创建一个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毛泽东和他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奋斗了20多年。可以说,中共建党之后的所有工作和斗争,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然而,也只有在进入解放战争后,在国共两大阵营生死较量的结局基本明朗之后,这一目标的实现才真正具有了现实可能性。中共通过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阶级政策,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和凝聚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最终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转换和国内战局的推进,中共中央适时提出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确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等根本制度和大政方针,并对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法律程序和步骤进行了精心的筹划和准备。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不单是法理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更迭,更是区分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时代:既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终结,又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起点。

每单位参加人数至少一人至多四人,其确定数目和人选,经其本单位提出,由筹备会各单位协商定之……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会议通过了“人民政协组织法”“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新中国的国都、纪年、国旗、国歌4个议案以及“共同纲领”,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制度安排的人民政协正式创立。

在此前后,在周恩来指挥下,民主人士陆续安全地到达北平并受到礼遇,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住处亲切接见了司徒美堂、柳亚子等大批民主人士,到正阳门火车站迎接宋庆龄与程潜。

[70]刘德厚.毛泽东人民民主国家思想的历史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由于提到领导问题,朱学范补充道:“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新政协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必须根除‘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唯其如此,新中国才能强盛,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主张和革命的三民主义才得以真正的实现。”

人民政协和由国民党主导的旧政协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人民政协虽然沿用了旧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但从其组织和性质来说,绝不是发源于旧政协。旧政协是反动派做主体的,是带有妥协性的;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参加者是一切民主阶级和阶层的代表,一切反动派都被排除在外。还有,人民政协是长期存在的、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因此,人民政协的成立对我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我党在军事上转入战略反攻,毛泽东号召“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二、耐心等待时机成熟

经过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的三次重要协商及以后的几次座谈,并结合香港等方面讨论的情况和意见,中共中央由高岗、李富春代表,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李德全、朱学范8人,于1948年11月25日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

我们说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担负着特殊历史使命,是因为它在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同时,又行使政治协商的重要职能,完成协商建国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特殊历史使命,194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即开始筹备新政协,1949年6月15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人民政协成立对我国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并为将来成立中央政府准备条件,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措施。毛泽东强调,必须“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他说:“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更大的统一。”[44]86-87首先是建立报告制度。1948年后,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各级组织中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规定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由书记负责,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以及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等。这一制度的建立,对于统一党的意志和纪律,保证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影响,作用不可低估。其次,作为加强政权建设的重要举措,3月20日通报提出了准备成立华北政府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将统一在一个党委、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渤海区也许迟一点合并),这三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蒲路以东、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地区。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中央局。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通过了《华北解放区施政方针》、《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村、县人民政府组织条例》,并民主选举董必武等27人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依照人民代表会议的原则,积极探索各级政权建设的经验,为中央政府的建立在组织上做了准备。再次,为统一解放区的财经工作。1948年7月初,在华北财经办事处基础上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建立财政管理的规章制度,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12月初,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以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并作为新中国的本位币。最后,统一全军的编制体制。1948年10月和1949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达指示,统一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及部队番号,全军随后进行整编,对部队重新进行装备和训练,正规化建设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所有这些,都为建立统一的中央人民政府准备了必要条件。

1948年10月21日,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会议室,高岗、李富春根据党中央的电报指示精神,邀请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和高崇民,举行了第一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交换了意见。协商筹开新政协会议实际上由此开端。高岗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的精神。会上,各民主党派代表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各项建议,希望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尽快组成。

(摘编自2月25日《北京日报》 赵连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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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大家接下来的发言颇为热烈。其中谭平山的发言较为系统。他强调说:“新政协不是旧政协的还原。”他谈到:“当前有些人却以为这是旧政协的还原,一心以为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旧政协现在重新恢复过来了,其实新旧政协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美帝还装着盟国的姿态,马歇尔还能装作举足轻重的公证人;国民党还以中国第一大党自居,蒋介石俨然是旧政协的中心;真正能够代表民主精神的国民党民主派被排斥在旧政协之外,特别是蒋氏利用旧政协开会期间调兵遣将,与美帝政治欺骗配合,一到时机成熟,他们就破坏旧政协,显然是一种有阴谋的行径。”

由于准备工作太过繁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时间由8月初改为9月10日,后又改成9月21日。毛泽东在开幕词中以诗人般的气质豪迈地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并高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就政府来说,国家大政方针,都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人大职权,拥有立法权、选举权和决议权,所以成员叫“代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后,因为权力已授予中央人民政府,政协就不再行使权力了,变成专门协商机构,由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政协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则称“委员”。

[12]必须实现双十协定.解放日报:社论,1945-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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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和4月,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派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我军被迫进行自卫反击。1947年下半年,我党在军事上转入战略反攻,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948年春,陈嘉庚和沈钧儒建议中共尽快成立联合政府,以对抗国民党的伪国大,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4月25日,毛泽东提议召开书记处会议,其中议题之一就是邀请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代表到解放区,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4月30日深夜,经毛泽东审改后的“五一口号”,由新华社正式向外发布,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毛泽东在1949年元旦献词中,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作为当年的主要任务。

人民政协和由国民党主导的旧政协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人民政协虽然沿用了旧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但从其组织和性质来说,绝不是发源于旧政协。旧政协是反动派做主体的,是带有妥协性的;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参加者是一切民主阶级和阶层的代表,一切反动派都被排除在外。还有,人民政协是长期存在的、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因此,人民政协的成立对我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4]中央关于遵照停战命令停止进攻坚守阵地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通过筹备会各种决议的手续,一般的决议,经多数通过,全体负责施行,基本方针的决议,如共同纲领及组织政府等,虽经多数通过,但少数仍有不同意见的单位,有不签名和退出筹备会的自由,不加强制。

“共同纲领”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起到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周恩来负责起草工作,1948年10月下旬写出了第一稿,名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在讨论过程中,民主人士章伯钧、蔡廷锴等人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建议由新政协行使人民代表会议职权,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提议被中共中央采纳。1949年春,随着江南大片地区被解放,《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重新制定。周恩来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一周时间,八易其稿,经毛泽东审阅,命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其中“新政治协商会议”也改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进入9月,又根据迅速发展的形势,再一次重新起草“共同纲领”,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我们说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担负着特殊历史使命,是因为它在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同时,又行使政治协商的重要职能,完成协商建国的历史使命。

[73]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成立会上的讲话和对会议纪录稿的批语.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负责起草新政协的文件;负责召开新政协的正式会议。

筹备工作最难的是协商参加新政协的人选名单和“共同纲领”的起草。李维汉负责的小组经过和民主人士多次协商,最终确定新政协代表662人,其中特邀代表75人。毛泽东看到周恩来送来的参加新政协的人选名单时幽默地说:“这就是一本天书嘛”。

从“五一口号”发布,到人民政协成立,政协的长期存在、性质定位和职能作用等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且载入“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协组织法”,整个过程就是人民政协作为中国特色制度安排的过程,这种既不同于西方国家议会制,又有别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统一战线政策和政党制的制度安排对我国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转入外线作战,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战略进攻的军事部署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群众更加不信任他,当然还未绝对孤立,还有一些人迷信他。这是一个过程。从过去一年的战绩看,用五年的时间解决对蒋介石斗争的计划是有可能的。他再次重申:现在不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34]266、267。也就是在会前的十多天,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攻击中共“早已以武装叛乱集团自居,而自外于政党之林,不惜与国家民族为敌”,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35]755。针对这一情况,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林彪致电中央,建议考虑成立中央一级的民主联合政府。也就是说,要以中共的中央政府对抗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后于7月25日复电林彪:“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时机尚未成熟,在第二年作战再歼敌一百个旅左右,攻占中长、北宁大部,平绥、同蒲全部,并向长江流域发展,全国人民更加同情我党之时,可以考虑此问题。”[9]209毛泽东思考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在于如何大量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而不是先成立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他实际上提出了成立中央政府有两个必须具备的条件:一是在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之后,一是全国的民心更多地倾向中共之后,这都还要时间去完成。这是中央与战略区领导人第一次就成立联合政府问题交换意见。尽管从实际操作层面暂不考虑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为动员鼓舞全国人民投入反蒋斗争,提出这一目标则是完全必要的。在10月10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言还明确提出,要“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36]1237。正如周恩来所说,“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37]276。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将新中国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昂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五一口号”将反动派排除在政治协商会议之外,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

与此同时,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之中。还在大批民主人士由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之前,中共中央就于1948年9月18日电示东北局,要热烈欢迎前来的民主人士。东北局主要领导要与他们正式商谈,征询他们对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时间、地点、人选及议程的意见。9月20日前后,中共中央提出了拟从香港、上海、北平、天津等地邀请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名单。10月1日,毛泽东致电爱国侨领陈嘉庚,请各界侨胞就新政协召开提出意见。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慰问第一批到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表示“一俟各方代表大体到达,弟等即当趋前候教。在目前准备期间,弟等已托东北局负责人高岗同志等与诸先生面洽一切,尚希随时指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9]350到1949年3月,共350余位香港民主人士分四批乘船北上,到达解放区。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数十位民主人士也分别在1948年11月底之前进入华北解放区,到达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平山李家庄。为迅速商定政治协商会议的程序问题,10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包括应成立一个筹备会负责新政协的筹备和召集,以及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和地点、应讨论的事项、新政协的参加单位等内容。这个草案是与已到李家庄的平、津民主人士商讨后形成的。中共中央又指示东北局和香港分局,就草案征求在哈尔滨和香港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请他们提出参加政协会议的名单。章伯钧和蔡廷锴提出,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一重要意见为中共中央采纳,11月3日复电东北局:“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并特别强调,“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的中间偏右乃至本来与统治阶级有联系而现在可能影响他拥护联合政府的分子,以扩大统战面”[61]219。

1948年10月8日,周恩来率中央统战部草拟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和《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两个文件,经毛泽东审改后,发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李富春。中央指示高、李就文件中提到的新政协诸问题,与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举行商谈,并指示“他们如有不明了之处,你们应善为解释。”与此同时,周恩来及中央统战部的同志与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等进行了会谈协商。

“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协组织法”对人民政协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性质定位、职能作用等作了规定,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制度安排的人民政协正式创立。

[43]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周恩来致香港分局和沪局要求将协议草案给李济深等征求意见电(1948.10.30)

筹备工作最难的是协商参加新政协的人选名单和“共同纲领”的起草。李维汉负责的小组经过和民主人士多次协商,最终确定新政协代表662人,其中特邀代表75人,从而使新政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毛泽东看到周恩来送来的参加新政协的人选名单时幽默地说:“这就是一本天书嘛”。

[75]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中央斯大林的报告[M].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M].

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就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协商在西柏坡、哈尔滨及李家庄、香港等地已进行了一年多时间……

1947年下半年,我党在军事上转入战略反攻,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948年春,陈嘉庚和沈钧儒建议中共尽快成立联合政府,以对抗国民党的伪国大,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

[77]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5卷[M].

座谈会讨论了新政协的性质和任务,大家不免联系旧政协进行对比。沈钧儒是唯一参加过旧政协的民盟代表,大家先请他发言。沈扼要地介绍了旧政协召开的过程,以及在旧政协会上民盟与中共的合作情况。他说:“旧政协是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面对面斗争的会议。蒋介石毫无诚意,在美蒋勾结下,放出通过政治协商以求和平的烟幕,争取时间发动内战。民盟为和平而奔走努力,结果不仅都归于徒劳,而且是上了一个大当。”又说:“尽管如此,民盟为维护政协决议和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许,民盟和中共的关系益加亲密,促使民盟同志更加成熟,更加进步。”

1949年10月10日出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①1946年7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各解放区:“敌反共反人民的大内战已从二十九日围攻五师开始。我即将进行自卫战争。”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第637页。

1948年5月1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后,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部署指挥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海内外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下,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行动周密地进行着。一批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在海外的民主人士自“南线”和“北线”(由平津等地至河北省平山县中央城工部驻地李家庄)陆续秘密到达解放区。毛泽东指定在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筹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会议通过了“人民政协组织法”“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新中国的国都、纪年、国旗、国歌4个议案以及“共同纲领”。

[64]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谭平山还说道:“现在中共号召的新政协,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决不允许反动分子参加。美蒋已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当然不能参加,也不容许插手。新政协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社会贤达所组成的。新政协讨论的共同纲领,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纲,绝不是旧政协连欧美旧民主都不如的政纲。同时,这个新政协,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为着争取革命的提前胜利,是要大家多负责任的,而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共产党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

本期编辑:樊宣

[68]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毛泽东文集:第5卷[M].

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恳谈一两次,征得民主人士对新政协的意见并请民主人士提出筹备新政协会议的名单。

为了完成特殊历史使命,194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即开始筹备新政协,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中国第一次由我党领导下的政协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

[46]毛泽东.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毛泽东文集:第5卷[M].

先期来到哈尔滨的有中国民主同盟东北地区负责人、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高崇民和著名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之一朱学范,随后由香港秘密“北上”的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中国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代表谭平山、中国农工民主党代表章伯钧、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表蔡廷锴、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王绍鏊陆续辗转来到哈尔滨。1948年11月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爱国将军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女士,带着冯将军的骨灰和参加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遗愿由莫斯科回国来到哈尔滨。这样,哈尔滨马迭尔旅馆就集结了上述8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1948年秋冬时节,他们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定的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高岗、李富春就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次实质性协商。

4月25日,毛泽东提议召开书记处会议,其中议题之一就是邀请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代表到解放区,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

新中国的成立,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建国后繁重的建设任务,也需要苏联的经验和援助。为此,中共中央于5月初决定派出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秘密访苏。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党内指示,指出:“不久,中国人民的中央联合政府将要组成,中国将要进入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时期。中国革命向来都得到苏联的援助,这种援助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中国转入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以后,中国人民将从各方面得到苏联更大的援助,中苏两国人民的亲密合作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⑨6月21日到8月25日,刘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此行的主要使命是:向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和经验;争取苏联及国际社会对新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为毛泽东访问苏联做准备,为建国后中苏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共在建国前夕采取的重大外交步骤。访问期间,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书面报告。报告通报了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外交问题与中苏关系有关的问题。稍后,刘少奇又致信斯大林,就学习苏联、要求苏联援助的有关方面提出8个问题。[75]35-36刘少奇共与斯大林进行了6次会见和会谈。斯大林表示,他完全赞成中国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赞成在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政体,赞成中共采取的外交原则。斯大林还就苏共在中国抗战结束后所提出的一些不恰当的建议表示了歉意,并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76]1-18。斯大林曾向刘少奇询问准备何时成立中央政府,刘说成立中央政府要在1950年1月,斯大林提出要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65]419。经过商谈,苏联同意提供年利率为1%为期5年的3亿美元贷款,为新中国建设自己的海军和空军提供帮助,派遣专家帮助新中国进行经济建设和发展文化教育。这次访问对于加强中苏双方的理解与信任,对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948年11月15日,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举行了第三次座谈会,就中共中央11月3日的答复进行商谈,各民主人士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给予的答复,同时提出两点新建议:1.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代表共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人数6名;2.如再有增加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11月21日中央复电同意上述两点建议。

北京各界群众在新华门前热烈庆祝会议召开

然而,对于蒋介石来说,谈判不过是用以迫使中共“放弃武装,改走合法的道路”的一种手段;他另外一手即是“放手动员作战”,用武力消灭中共力量。他自信地认为,“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18]156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声称: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不能够代表约法[19]。会议通过了旨在推翻政协决议的多项决议。1945年11月9日和11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分别召开军事会议和复员整军会议,决定了进攻解放区的计划,决定在6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进行清剿,以期“根绝匪患”。完成战争部署后,蒋介石便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毫不犹豫地向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计划用3到5个月彻底解决中共问题。随着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中国再一次陷入国共全面内战。就连负责调停国共争端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也认识到,蒋介石已经“倾向于把武力政策作为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20]223。不过,作为一个战略家,他却看到了事情向另一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国民政府目前所遵循的策略却是这样的:在防止共产主义的努力中,它正在创造对共产党政权有利的种种条件——例如,目前的财政、经济情况,由于军事行动的继续将变得更加严重,内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混乱将给共产主义提供肥沃的土壤”[20]218。他的预言没用多久便得到了证实。

在哈尔滨协商筹开新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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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中共中央负责人关于蒋介石强迫京、沪、渝中共代表撤退的声明[N].解放日报,1947-3-3.

筹备会于各单位到有过半数时,即可成立。

“共同纲领”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起到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周恩来负责起草工作,1948年10月下旬写出了第一稿,名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在讨论过程中,民主人士章伯钧、蔡廷锴等人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建议由新政协行使人民代表会议职权,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提议被中共中央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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