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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提议召开的这次会议betway必威唯一官方网站

来源:http://www.parajumpers2012.com 作者:必威 时间:2019-10-10 03:07

  成时,就会有四千多万吨。我问过波立特同志,再过十五年英国的钢产

  ②毛泽东同金日成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30日。

波兰十月事件早已成为历史。当波兰处于困境时,中国对波兰表示出的友好、同情和支持,时至今日,仍是中波两国人民心中最美好的记忆。

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汇聚莫斯科举行会议,并发表了由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签署的《和平宣言》。在国际共运史上,这是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诞生以来,全世界共产党人召开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甚至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盛会[1]。但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一历史过程,尤其是这次会议究竟是如何筹备、如何召开,在中国、俄国和以前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缺乏专门的研究[2]。 以往,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莫斯科会议得以召开,是由于苏共的倡议,并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响应[3]。这个印象是错误的。最近披露的档案和回忆史料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召开各国共产党协商会议,以及在会议上发表一个共同宣言的主张,都是中共提出来的。 如果说在波匈事件期间,中共还只是协助苏共处理东欧问题,那么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共已经与苏共平起平坐,并列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1957年底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达到了顶峰,这次会议无疑就是中苏两党紧密配合的经典之作[4]。但是,笔者还注意到,莫斯科会议过后不久,中苏同盟便出现了裂痕,并很快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引起争论和分歧的,恰恰是对共同宣言的不同理解;中共和苏共首先指责对方的,也恰恰是对莫斯科会议路线的背叛[5]。这就是说,莫斯科会议成为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为什么会是这样?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这次会议得以召开的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 毛泽东主张开会解决问题 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针和新思路,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也确实“捅了漏子”,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动荡和组织混乱[6]。如何稳定局势,把社会主义大家庭重新组织起来,莫斯科和北京都在用心思考。 在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表现形式是以1947年成立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7]。后来由于苏共强迫大家批判南斯拉夫和铁托,并直接参与和指挥对东欧各党的清洗,情报局在社会主义各国名声极坏。到1952年,即在斯大林去世前,情报局的活动就基本上停止了[8]。鉴于情报局浓厚的斯大林色彩,在二十大期间,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通过了解散情报局的决定。在讨论各国共产党今后如何开展活动的问题时,米高扬建议利用一些区域性的情报局组织取代现有的情报局。多数人都赞成建立区域联合组织,但情报局的名称不能再用。赫鲁晓夫提出这个机构的名称可以称为“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委员会”,得到一致拥护。会议委托赫鲁晓夫等人与原情报局成员国代表及中国代表会晤,听取意见[9]。苏共在大会期间是否与各国党商谈过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史料。只有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米丘诺维奇回忆说,3月29日赫鲁晓夫与他谈话,介绍了苏共中央关于建立区域性共产党组织的设想:国际形势本身要求为各国共产党的合作而建立四个新的地区性组织,欧洲两个,亚洲一个,美洲一个。赫鲁晓夫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组织起来,联合行动,还说目前欧洲各党正在协商,米高扬则到亚洲各国去商谈。他特别提到要去中国,因为对这件事“中国人有什么想法是十分重要的”[10]。 毛泽东的确有自己的想法,他曾经对情报局一类的机构很感兴趣。当1947-1948年中国内战爆发而中共已经决定与苏联结盟时,毛泽东对共产党情报局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支持,至少在苏共看来,中共可能有意搞一个“东方共产党情报局”[11]。1949年春,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共产党给中共中央写信,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但毛认为内战尚未结束,时机还不成熟,没有答应[12]。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提出了中共参加欧洲情报局的问题。斯大林的回答是“根本没有必要”,但认为东亚各国的情况与中国类似,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13]。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此事又耽搁下来。到斯大林去世,特别是1955年中国紧随苏联之后,与南斯拉夫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时,情报局在欧洲已经无人理睬。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重提建立类似情报局的共产党组织,显然不合时宜。因此,苏共的这个建议被中共轻易地否定了。 1956年3月米高扬访问印度、缅甸后来到北京,他在会谈中说,苏共中央建议各国联合出版一个刊物,还提到要成立联络局。毛泽东明确表态:不赞成办刊物和设立机构。毛说,过去情报局搞刊物,结果并不好,第三国际和情报局给人的印象都太不好。如果现在搞联络局,那么害怕的就不只是西方,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会害怕。毛泽东的建议是:“有事开会商量”,召集人当然是苏联比较好。“你们召集会议我们到,有事开会,无事不开。”[14]显然,中共虽然也主张各国共产党应该协调行动,但认为活动的方式不是建立机构和办刊物,而是开会解决问题。目前看到的史料没有显示苏共对此做何反应,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当时苏共因批判斯大林引起的混乱而面临窘境,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建立联络局和创办新刊物的设想都是无法实现的。 二 中共有意与南共联合召集会议 尽管各国共产党还没有商量好如何继续开展活动,但取消情报局却是大家的共识。4月13日苏共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关于停止情报局活动的通报[15]。4月18日《真理报》发表公报宣布:由于形势的变化,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无论就其组成成员来说,还是就其活动内容来说,都已经不适应新的条件了。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在1947年成立的情报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此,经过相互协商后决定,结束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活动,停止出版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公报还提出,在新的条件下,能够和应该找出建立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和接触的新的有效方式”。《人民日报》立即转载了这条消息[16]。 情报局是解散了,但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还是必要的。在4月13日给东欧一些党关于解散情报局的信中,苏共中央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接触和联系的方式问题,应该在近期举行的会晤中得到解决[17]。为此,6月22日至26日在莫斯科召[18]。6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草案》。鉴于此前出现的党内和社会的思想波动问题,决议对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做了许多限制性解释,同时提出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性:“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这样的工人阶级国际组织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这绝不是说,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革命的兄弟政党的国际团结和接触的必要性已经失去意义。”恰恰相反,现在“各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团结和兄弟般的团结尤其是必要的”[19]。这一点不仅苏共和中共看得很清楚,其他各国共产党也有类似要求。如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在十四大的报告中表示,情报局停止活动后,各国共产党会考虑各自国家的民族特点,但必须加强联系,以解决“国际工人运动的方向问题和各共产党之间的团结问题”[20]。正在苏共中央紧锣密鼓地与各国共产党协商之时,波匈事件爆发,事情只得拖了下来。 风暴过去以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团结和统一显得更加必要了。毛泽东和中共对波匈事件非常关注[21],在危机处理中也施加了重要影响,帮助莫斯科化险为夷,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特别是对欧洲事务的发言权[22]。大概是考虑到莫斯科面临的尴尬和被动局面,以及苏共没有正式答复是否同意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的主张,在中共看来,此时召集各国共产党议事,最好由自己出面了。于是,在1957年初到莫斯科帮助苏联处理波匈事件善后事宜期间,周恩来便主动再次提出了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问题。不过,这时中共虽然继续同苏共“交换了意见”[23],但私下考虑的会议召集人却不是莫斯科,而是北京和贝尔格莱德。 1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特意找到米丘诺维奇,向他介绍了中共关于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想法。周首先提出,应当组织一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目的是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消除妨碍合作和团结的因素。会议可以在2月底或3月初举行。周恩来希望知道,铁托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否有益,以及预定的时间是否合适。周提出,如果铁托同意召开并参加这次会议,他将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眼下彭真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已经授权他与铁托商谈。米丘诺维奇提出,为了能更确切地向贝尔格莱德报告,他需要了解一些细节,比如召开这个会议的倡议是谁提出的,如果南斯拉夫不能参加,会议是否还会举行。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回答:召开这次会议的倡议是中国提出的。又强调:更确切地说,整件事起源于毛泽东本人。周解释说,会议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共产党人之间的新组织,会议也不会做出任何强加于与会者的决议。虽然不是很坚决,但周表明,如果南斯拉夫不参加,会议就不会举行。不过,那样就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削弱了,中共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周恩来还说,会上将研究创办各国共产党新的报纸的问题,但中共反对这样的做法。米丘诺维奇对周恩来如此直率的谈话非常意外,并感觉到中共对苏联以前的做法持批评态度[24]。 此前,周恩来确与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通过电话,要求他临时拜访铁托一次,并指定由伍修权大使亲自担任翻译。于是,在1月29日的单独会谈中,彭真向铁托转达了中共的建议,即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的问题。铁托表示,关于召开各国党代表会议的问题很重要,南共中央要专门讨论。他个人的意见是进行双边或者多边的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全世界各国党的会议[25]。南共的态度令中共进退两难,因为事前并未向苏共提到会议召集人的问题,回国途径莫斯科时,彭真只好含糊地向赫鲁晓夫通报说,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各国共产党会议[26]。 在莫斯科看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最重要的成员,第一是中共,第二是南共,而如今这两家的意见已大体一致,苏共只能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开会解决问题[27]。为此,2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召开会议讨论。鉴于南共的态度有些勉强,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通报各国共产党会议的问题时不要表现出强迫态度和过份热心,可先进行双边会晤。会议认为应与中共商议召开会议的时间问题了,并委托苏斯洛夫和谢皮洛夫草拟致中共中央的信函。2月7日主席团批准的给中共中央的信函表示,苏共同意中共关于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认为应该由中共筹备和出面主持这次会议,并希望把有关筹备情况及时通报给苏共中央。信中还说,对于苏共领导人来说,会议在1957年3月底到4月初进行比较适宜[28]。 莫斯科提出由中共出面召集会议的建议,着实令中共吃惊。苏共并不知道中共曾建议由中南两党召集会议的情况,而来信却说:“根据已经获悉的协议”,应该由中共中央主持会议的筹备工作。对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颇感疑惑,并追问缘由。当事人断定,可能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与彭真的通话被监听了[29]。面对如此被动的局面,毛泽东一改初衷,答复苏共中央说:中共中央不准备筹备和主持这次会议,会议应由苏共中央筹备召开。中共中央同时认为,会议应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召开,建议不要匆忙地开会[30]。莫斯科只好耐心等待。 三 赫鲁晓夫迫切需要毛泽东的支持 过了四个月,苏共中央再次催促中共同意召开会议,并建议在7月就召开一个秘密会议,同时提出,会议可以遵照南共的意见,不规定议程,由参加者自己来决定会议的性质和程序。这一次不好再推托了,中共中央表示可以召开会议,但建议为开好这个会,应事先经过商量,可以先提出一个文件草稿,发给各兄弟党征求意见。一致的意见就写上,不一致的就不写。考虑到这个文件要公诸于世,中共主张会议之前要在共产党之间充分交换意见。草案要经过讨论、修改,一致同意后再开会。中共认为,这样做可能时间会长一点,麻烦一些,但是,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是有好处的[31]。然而,就在会议筹备工作开始进行时,苏共内部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六月事件。这次事件的结果再次使中共占据了主动地位,赫鲁晓夫对毛泽东也更加言听计从了。

但是在这背后就隐藏着中苏之间一种内在的分歧,特别是中苏两党地位发生变化以后,直接威胁到同盟是否能够持续下去,除非苏联认了,原来我老大,你老二,现在你当老大,我当老二,这个同盟还能继续下去。到了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膨胀了,赫鲁晓夫地位也稳了,连续三年农业丰收,再加上人造卫星、核潜艇,苏联那会儿不得了,赫鲁晓夫还得当老大,这样中苏两党必有一战,从莫斯科会议以后,中苏关系开始走下坡路。

  “同志们!目前是世界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十月革

  这时,双方都想缓和一下。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毛泽东很重视这封来信。二月二十三日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苏共来信。然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和伍修权。毛泽东正患感冒,是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会见的。

1956年,刘彦顺还是波兰华沙外交学院的一名年轻学生。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流传至波兰后,外交学院失去了往昔的平静。波兰同学给刘彦顺讲了很多苏联如何干涉、欺负波兰的事例,言辞激烈。人人都预感到,一场风暴可能来临。

这个话一讲完,全场鸦雀无声,很多人没听懂,说毛主席怎么了,死3亿人不算什么,下面喝茶的时候都议论纷纷,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拿着咖啡直哆嗦,说中国6亿人,我们才2000万啊,都不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毛的这次发言,我说的是11月18号即席演说,关于核武器这个吓倒了一片人。后来很多东欧国家不再跟着中国走这是一个最主要原因,毛泽东提出的政策他们认为太具冒险性,太具战斗性,而东欧的很多国家不愿意打仗,这个跟苏联是比较一致的。

  把杯子举向前面,高高地,好像要和大家碰杯的样子。这

  ③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赫鲁晓夫“兵临城下”

最后毛讲,这个会要先搞好文件,要达到都能通得过,你们去准备吧。苏共就准备文件,准备完了以后,还得专程送到北京来,让毛看,同意不同意,毛把邓小平和胡乔木叫过来,说你们先拿去改改。我看他召见苏联大使的记录讲的也很有意思,说文件起草的还很不错,总的来讲没有大问题,就是太长了,砍掉一半,然后再增加几条,回去改去吧。

  初冬的莫斯科,已是寒气逼人。事前,毛泽东得知苏联方面准备搞大规模欢迎仪式,二百万人上街欢迎。毛泽东谢绝了,他向苏方表示:能省的节目最好都省去,最多只能让三百人欢迎我,再加上仪仗队。苏联方面尊重毛泽东的意愿,迎接的礼遇规格很高,但仪式很简朴。

  十月十四日夜,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上述决定通知中共中央。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发出贺电。毛泽东在住处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局势,商量对策,决定借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机会,派周恩来率领高规格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访问。

10月24日,刘彦顺刚走进华沙外交学院教室,波兰同学尤莱克欣喜若狂地呼唤着他的名字,直奔过来握住他的双手说,“谢谢中国!毛泽东支持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在一起!”“后来我才知道,是毛主席说的‘不’字传到了波兰,打动了波兰人的心。”赫鲁晓夫也就在这天,打电话吿诉哥穆尔卡,已下令苏军返回军营,结束了从10月18日开始苏军兵临华沙城下的武力施压状态。

一直到9月份,赫鲁晓夫突然通知中国,说你们可以派代表团来谈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中国提了好几次,苏联婉言拒绝,也可能毛一下高兴了,行,我去吧。赫鲁晓夫一听毛泽东来,非常高兴,开始做精心准备。外交部档案馆来来往往的电报,讲原来苏联设计好了,在莫斯科的机场毛要发表机场讲演,然后夹道欢迎,从机场一直到克里姆林宫,毛去了以后,说不行,你们那儿天太冷,我坐不了敞篷车,我直接坐车到住处。

  地带。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共有二十七亿人口,我们社会主义

  ⑤1963年6月下旬,苏联政府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由,驱逐中国驻苏大使馆6名工作人员,并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

此后,10月30日,苏联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过去犯有错误,表示出有错必改的态度;11月1日,中国发表声明,支持苏联的宣言。11月15日至11月19日,哥穆尔卡率团正式访苏,波苏双方经过会谈,达成共识,强调双方要“在完全平等,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扩大、加强和发展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兄弟般的友谊”。至此,1956年紧张的波苏关系告一段落,波苏之间最终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

后来苏联说我们保证,给他送到第三国,不伤害他。结果纳吉一帮人刚从南斯拉夫使馆出来,苏联就把他塞到坦克车里拉走了。铁托非常气愤,说苏联人说话不算话,跟赫鲁晓夫就掰了,掰了以后,莫斯科会议就不来。赫鲁晓夫非常生气,毛泽东出面来安抚南斯拉夫,当时卡德尔和德热拉斯去的,还有波兰人,因为波匈事件以后,波兰人哥穆尔卡对苏联也很不满,也是毛出面做工作,所以很多事情赫鲁晓夫解决不了,就得靠中国共产党,靠毛泽东出面解决。在整个开会的前前后后,赫鲁晓夫就像个跟班似的,跟着毛泽东到处跑。表面上这个会议是在莫斯科开,苏联是主人,我看背后的导演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获得了圆满成功。这一次出访,整天都是在会谈、开会、修改文件之中紧张度过的。用杨尚昆的说法,就是“无非是从北京的房子里头搬到莫斯科的房子里面去住”。①(①②杨尚昆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7年12月2日。)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问题。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战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刘彦顺简历

另一方面,毛泽东明显地干预别国的党内事务,这个是原来中共坚决反对,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反对苏联的老子党,实际上1957年毛泽东最典型的体现出他是领导人了。举个例子,原来他让苏联人写报告,实际上就是《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宣言》里有这么一段话,讲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前前后后怎么回事。

  有人说:十三亿。)对!你们都是数学家,一下就算出来了。这十三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对《二评》作最后一次修改。在讲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的否定之处,加写了一段话:“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在文章的结尾,又补写了这样一句:“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⑩

果不其然。7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二届七中全会,为犯有“右倾民族主义”错误、先后被撤职、开除、监禁的前任总书记哥穆尔卡恢复名誉。10月15日,波党政治局决定提前于19日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并准备选举哥穆尔卡为波党中央第一书记。消息传出,苏联表示强烈反对,不同意哥穆尔卡复出,要求波党推迟举行八中全会,举行苏波两党会谈。“当时,赫鲁晓夫下令驻扎在波兰境内的苏军包围华沙,波兰境外的苏军也向波兰边境集结,华沙城内气氛异常紧张。”

后来赫鲁晓夫非常佩服,他们觉得还是中国共产党厉害。这事过去不到半年,苏联发生宫廷政变,因为赫鲁晓夫把那些人打下去,他提拔了很多年轻干部、中央委员,直接威胁到这些老辈的地位,像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塔卡洛维奇等等这些人,而且他们在方针政策上跟赫鲁晓夫也有分歧,他们趋于保守,赫鲁晓夫老想改革这、改革那。到8月份苏共中央政治局就要改选,所以保守派非常担心,6月份在一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突然宣布说罢免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都蒙了,本来这个位子是总书记坐的,赫鲁晓夫说你怎么坐在这儿了,这是我的位置,说你先坐在这儿,坐下以后,今天会议议程是讨论罢免赫鲁晓夫总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这人有小聪明,你不是罢免我吗,你得容我检讨,我有错误,我要求检查,你不能不让他发言。赫鲁晓夫检查特别长,没完没了,下班了还没完,说我明天接着检查,人家也没有办法,那你明天接着检查。

  毛主席问:“你们怎样锻炼身体的呀?你们喜欢爬山运动吗?我今年登过黄

  二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长篇报告,详细介绍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争论的性质和主要问题,以及这场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他指出:要坚持团结的方针,但是公开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再发表三篇文章给予反驳,随后争论可能要停止一个时期;当前的工作,是准备两党会谈,准备兄弟党国际会议。

10月19日早晨,赫鲁晓夫率领阵容庞大的代表团,突然飞临华沙上空,波党领导人匆忙赶到机场迎接不速之客,宾主间爆发了一场“舌战”。赫鲁晓夫要求出席波党八中全会,遭波方拒绝。波党八中全会如期举行,但临时增加议程,增选哥穆尔卡等人为中央委员,授权政治局和哥穆尔卡同苏共代表团会谈,并决定中断会议。当日上午,波苏两党代表团在贝尔维德尔宫开始了会谈。“此时哥穆尔卡已是中央委员、中央第一书记正式候选人、全会授权的正式会谈代表。赫鲁晓夫不得不面对波党中央已确立哥穆尔卡领导地位的既成事实。”刘彦顺大使说。

一召开中央全会,这些元老都成了反党集团分子,出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案,第二天就公布,这一公布又像一颗炸弹投在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都不能理解,像莫洛托夫跟列宁一块参加十月革命一块起来的,怎么就成反党集团了呢?马林科夫原来是斯大林的秘书,斯大林去世以后是名义上的接班人,后来被赫鲁晓夫玩点阴谋弄下来了,怎么都成反党集团了,大家都不能理解。过去做法是,一见事,苏联只要一登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要见报,这次就不一样了,苏联登了报,苏联揭出了新的反党集团,各国都没有反应,大概只有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吧,其他国家都没登,等着中国,说中国不说话,我们也不能说话。赫鲁晓夫一看这事麻烦了,马上派米高扬,说你赶快到北京去一趟,无论如何毛要支持一下,他不支持,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乱了。

  礼堂里挤满了人。在座位的两侧和后面的空地上,都站满了人。能在异国他乡见到自己的领袖,大家的心情格外激动。

  ⑦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1次会议记录,1963年3月5日。

赫鲁晓夫的态度发生转变,其内因在于综合分析波兰八中全会之后,波兰并没有出现闹事情况,而他“返回莫斯科后,听到了中国的‘不’字,这有助于举棋不定的赫鲁晓夫在干涉和退让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可以说,中国的态度成为影响苏共决策的重要的国际因素之一、重要的外因之一。”刘彦顺强调,对于中国说“不”的作用,不能片面地从10月20日或10月21日的“一时一事”来看,而应从十月事件一个多月的事态发展进程来分析,“中国声音起到了持续性的积极作用!”

但是到了1956年就出了这个问题,欧洲的事苏联管不了,波兰出事你管得了吗?匈牙利出事你管得了吗?管不了,赫鲁晓夫没有经验,办事又莽撞,请中国共产党。波匈事件的时候,刘少奇坐镇莫斯科,当然刘少奇也得请示毛泽东,1957年1月份波匈事件过去了,东欧的反弹情绪非常大,赫鲁晓夫没有办法,治不住这个,求毛泽东,你能不能到苏联和东欧来一趟,毛泽东回电,说就不用我去了,周恩来去就行了,把周恩来派去了,周恩来一会儿布达佩斯,一会儿华沙,一会儿莫斯科来回跑,最后就平息了。

  上,比不上就比不上,有什么可以高兴不高兴的?”这样我们才又

  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于七月十九日发表。声明指出,所以要重新广播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为了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毛泽东在审定声明稿时,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说到我们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的理由,是“这是一篇奇文”,接着引用了陶渊明《移居》诗中的两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并称苏共公开信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出人意料的是,恰恰是少数人的观点,得到了中央认可。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了波兰十月事件的性质,认为“苏波关系搞得这样紧张,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并指出“我驻波大使馆的看法,比较强调波兰反苏情绪高涨,很可能是从苏联驻波兰大使那里听来的。我驻波使馆另外一些同志觉得波兰的情况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结果。这两种意见,看来后一种是对的。”正是从这一正确的判断出发,中国此后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行动。

赫鲁晓夫非常担心,一直到9月份,9月份发生了一个事,我不知道这俩有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很可能有直接联系,就是苏联答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技术。原来苏联一直不同意,从斯大林开始,刘少奇去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炫耀地给他看了一场电影,后来毛去了以后,说原子弹很厉害,斯大林说那看场电影吧,毛泽东在火车上就讲,原子弹太厉害了,我们一定得搞。后来派人联系,苏联就捂着盖着,说这个不能看、那个不能看。赫鲁晓夫改了,但是也是给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援助技术。

  顶,大家体会了中央这一英明的方针,不由地又会心地大笑了。

  这个复信,可以看作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九篇评论文章的继续,借着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这个话题,着重批驳苏共领导人惯于对兄弟党发号施令、指手划脚的老子党作风,揭穿赫鲁晓夫等人以兄弟党国际会议作为“指挥棒”,让兄弟党服从于自己,把自己党的纲领强加于人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各兄弟党之间确立正常的平等协商的关系,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纵观整个论战前后的情况,毋庸讳言,在激烈的争辩中,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某种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以自己的观点划线、把自己的某些观点强加于人的倾向。

“波兰十月事件的性质是什么?是波兰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翻天,还是反对苏联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对此,在中国驻波兰工作人员中产生了分歧。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将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如实上报了中央,并说明使馆党委的倾向性意见”。刘彦顺告诉记者。

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的时候,会议大厅里鸦雀无声,报告没做完,两个人当场休克,波兰共产党总书记贝鲁特心脏病复发,就死在莫斯科了,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所以苏联党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东欧各国,包括中国,整个思想一片混乱。后来是中国共产党出来,政治局写了两篇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这个文章发表以后,确实对稳定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情绪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篇文章出了以后,苏共中央印了20万册,全党学习。第二篇文章出来更不得了了,印了100万册。原来都是全世界共产党学苏联共产党的文件,现在是苏联共产党学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地位发生了变化。而且到1957年的时候,莫斯科大学哲学博士考试,前提条件是你有没有读过毛泽东的实践论,如果没有读过,就没有考试资格。现在我们外交部档案,这方面的材料非常多。

  毛泽东又问:社会党在工人中的力量怎样?社会党左派和中间派的力量对比如何?天主教党有没有派别?有没有开明的民主派?意大利有没有保皇党?力量怎样?你们对教廷的态度怎样?毛泽东听了陶里亚蒂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后说:“你们一面反对教廷干涉政治,主张政教分离,一面不提出打倒宗教的口号。好,灵活。宗教既已存在,提出打倒的口号就会脱离群众。”

  在反击战开始以后,中国政府仍然为和平解决争端作最大的努力。十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以前,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②并将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当天,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拒绝了中方的建议。十一月四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写信给尼赫鲁总理,呼吁重开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不予置理,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进行军事动员。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又一次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

中国说“不”的作用

后来米高扬就来了,毛还没在北京,坐飞机又到杭州去见毛,谈得非常好,谈了8个小时,谈完了毛说,我支持赫鲁晓夫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做得对,我们不能允许这种非组织活动等等,讲了一通,米高扬说,你不能光这么说,得见报,要不然我们也受不了。毛跟刘少奇讲,通知明天见报。米高扬非常高兴,坐飞机就回去了,当时阎明复陪着他去的杭州,米高扬是连夜回去的,天气还不好,米高扬在飞机上说,我总算完成任务,就算飞机摔下来我也认了。中共一登报,其它各党都跟着登报,这个风波就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中共的地位在1957年的时候已经越来越高,这时候发生了这么多事,很需要共产党开一个大会进行总结。

  毛泽东对苏联为期半个多月的访问就要结束了。临行前,苏共中央主席团为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送别宴会。还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安排毛泽东和苏联各界著名人士见面。

  文章起草班子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八评》最末一段增加以下的一些话:“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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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要继续坚持和平竞赛的外交方针。但是毛泽东的想法恰恰相反,毛泽东说,既然我们力量这么强大,我们还跟他谈什么,打就完了,说敌人不打是不倒的,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必须要打,通过革命的手段,通过武装打败他,既然你的力量这么强大,还谈什么,所以什么“绞索政策”都是在这样的观念下提出来的。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

  赫鲁晓夫说:尤金已经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苏共中央,我们正在根据你们提的意见修改原来的草案。我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短一些等。赫鲁晓夫还说,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

  这时,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来到北京,希望对迅速恶化的中苏关系作一些调解工作。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作了解释工作。

现任中波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外交史学会理事,前外交官联谊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betway必威唯一官方网站 1毛泽东、胡志明、赫鲁晓夫

  《红楼梦》吗?(有人说读过)这两句话是《红楼梦》里的一个人说

  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九评”修改稿时曾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⑨所以,“九评”将毛泽东六月十六日讲话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应具备的条件全文发表,并强调指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战略意义:“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1992年我重返波兰工作,波兰社会制度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我接触过的许多政界要人,一谈起中波关系,都会不约而同提起‘波兰十月事件’。”其中有参众两院领导人,有总统府部长,有华沙省市地方长官等。尽管他们属于不同党派,对内政外交持不同观点,但对中国在“十月事件”中给予波兰的支持,都赞不绝口。“毫不夸张地说,在中波关系史上,1956年10月是闪光的十月,从未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1956年10月的波兰华沙事件对刘彦顺来说,仿佛历历如昨。

毛后面还有一句话,以苏联为首是以苏联为首,但是中国还有一句话,叫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赫鲁晓夫这个红花再好,也得靠我这个绿叶扶持啊。给我产生这样一个感觉,毛泽东是不要以中国共产党为首,但是他要垂帘听政,什么事你先在外面支应着,你负责,但是最后决定权是我的,实际上也是这样,1957年底之前,双方大体上就形成了这样的关系,包括毛和赫鲁晓夫本人,还有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

  民主义,美国有新殖民主义,我们却什么殖民主义也没有。”

  此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工作会议(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主要讨论一九六四年经济计划、农村社教和农村工作、关于工业发展的决议、国际问题。在二十七日大会上,毛泽东着重讲了国际形势问题。

十月事件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在北京召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苏方表明中国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的立场。

这次毛泽东访苏实际上起了两方面的作用,刚才我讲的这些大家可以感觉出来,中苏关系已经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了,提前一个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协定,再加上莫斯科宣言,就算中苏政治上的合作,中苏关系达到了一个顶点,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重大的问题,这个重大的问题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他们的政策开始发生分歧,莫斯科会议的前提大家都认为是一致的,整个国际形势非常好,社会主义阵营蒸蒸日上,那会儿报纸上天天登的就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苏联是1957年人造卫星上天,那会儿美国还没有,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非常兴奋,觉得这个形势太好了。

  从这十件大事中,他得出两条结论。第一,“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第二,“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这个论点,毛泽东早在一九四六年就说过了。今天,在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上,重申这些论点,有着特别的意义。他说:“我这话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处在困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有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

  毛泽东用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国际大势的基本看法和斗争意志。不论是书写古人诗作,还是他自己创作的诗词,都表现出一种豪迈气势和博大胸怀。

波苏两党会谈第一阶段气氛僵硬,双方互相指责。哥穆尔卡要求赫鲁晓夫下令苏军停止调动,返回驻地。赫鲁晓夫迫于形势,命令苏军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在会谈中,波兰领导人一方面坚决反对苏联干涉内政,一方面竭力消除苏联疑虑,强调坚持波苏友好同盟重要性。最后,双方商定八中全会结束后,波党立即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继续进行两党会谈。10月20日清晨,赫鲁晓夫从华沙打道回府……

那时候飞机不能直接飞到莫斯科,到伊尔库茨克,人家到国境来接,毛连飞机都不下,说外头天冷,我就不下去,你们谁要看我就上来,人家都登着上飞机了。他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有些生活细节没有搞好,毛泽东很不高兴,这次赫鲁晓夫特别注意,专门请汪东兴打前站去了一趟,说我知道主席怕冷,所有共产党代表团都住在列宁山,那是别墅区,但只有把主席安排在克里姆林宫,沙皇的寝宫,到会场不用经过露天,里面有一条走廊直接通到礼堂,免得主席感冒,带着参观。汪东兴讲,赫鲁晓夫同志你得把沙发床换掉,主席不睡沙发床,主席只睡木板床,然后就改成了木板床。然后汪东兴看厕所,说这马桶也不行,要改成蹲坑,赫鲁晓夫说,我们没见过蹲坑。后来我问阎明复,苏联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苏联人有智慧,弄了一堆砖头、沙子,把马桶周围盖起来了,搭了个台阶,就留了一个窟窿,说主席蹲在这儿就行,照顾得无微不至。而且非常特殊。

  杨尚昆曾经对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所起的作用,作过这样的评价:“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在各方面起了决定作用。当然,同苏联协商那是没有问题。但是,许多问题,许多意见是主席提出来的,经过协商以后,他们接受了。”②(②杨尚昆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7年12月2日。)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抵制斯大林对中国的某些错误的影响的时候,九月二日稿写道:“早在三十年多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毛泽东对这句话作了重要修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写上了刘少奇的名字,把刘少奇同毛泽东并列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代表。毛泽东修改后的文字是:“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

刘彦顺,1933年12月生于黑龙江省穆棱县。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4年10月奉派留学于波兰外交学院外交领事系。1958年进入外交部,在我国驻波兰革但斯克总领事馆、驻波兰大使馆研究室工作。1965年在外交部苏欧司任职。1969年重返波兰,在驻波兰大使馆先后任随员、三秘、二秘,从事调研并兼管新闻工作。1975年在外交部苏欧司任二秘、一秘。1983年再次赴波,在驻波兰大使馆任一秘,1984年任政务参赞。1987年在外交部苏欧司、欧亚司任参赞。1992年4月至1995年10月,任我国驻波兰共和国大使。

赫鲁晓夫很想利用11月7号十月革命节的时候,各国共产党都去莫斯科,然后开一个世界共产党领导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在这个会议筹备的过程中,赫鲁晓夫几次让苏联大使派人来,想听毛泽东去不去这个会,因为这次率团如果不是毛泽东的话,他就觉得这次这个会开的就没有意思了。他几次问,毛泽东一直没有答复,开始说看情况吧,又是11月,毛泽东说天太冷,我怕感冒,不去。

  他老人家说:“如果能超额完成任务,那当然更好。可是还得估计到:天

  苏共中央在来信中坚持认为,“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殊的责任”。复信稿对此作了批驳,毛泽东认为分量还不够,提出:“还要多讲几句,以剥夺他的什么召集权。”“另外要写一段自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十多年没有国际会议,而各国革命却胜利了,各国共产党却发展了。”

尊重少数人的意见

这么好的形势,下一步政策是什么呢?中苏开始发生分歧了,赫鲁晓夫认为,既然我们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帝国主义,我们更应该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我们不通过战争就能战胜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你看我发展这么快,我们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靠力量就能够战胜他,并且在谈判桌上我们也有实力。

  主席右手轻轻一抬向前推动了一下说:“世界是你们的!”好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声明稿。下午二时,在住处召集会议,研究发表声明的有关问题。

刘彦顺告诉记者,据新华社前社长吴冷西回忆,毛泽东会见尤金是在10月20日,但其他一部分文献材料把会见时间记为10月21日。“虽然关于具体时间尚存争议,但对于改变十月风暴的进程,中国说‘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刘彦顺说,10月21日赫鲁晓夫虽已从华沙回到莫斯科,下令苏军停止调动,但波苏之间的矛盾和争端尚未解决,疑虑和紧张远未过去,苏军坦克继续停在华沙城下待命。“一句话,赫鲁晓夫此时仍保持着对波动武的倾向。据苏共中央公布的档案披露,10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了两次会,在第二次会议前,赫鲁晓夫对波态度仍然犹豫,一方面考虑武力干涉,一方面又希望静观事态发展,但在第二次会议后,他的态度明确转变。”

有一个现象让大家很不理解,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坚持一个口号,叫做“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在这之前苏联跟中国人商量,说以后不要提这个口号,我们以后不能为首了,中国不同意。后来苏联说,要不然以中国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也不同意,说不行,就是以苏联为首,赫鲁晓夫说这样不妥,我们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毛泽东说就这样。把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别人也不接受,像哥穆尔卡也不接受,苏联还有什么资格领导,毛就跟他解释,从整个毛的解释来看,其实毛讲的是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以谁为首谁就要负责,有什么事都要找他。谁有实力谁才能为首,毛泽东讲了,美国人不怕我们,怕苏联,因为苏联有原子弹。给各国援助,要是以我为首,得我援助,还是苏联为首,他有钱。中国是不能为首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个政治大国、人口大国,但是在经济上还不行,意思就是中国实力不行,所以中国不能为首。

  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地位和影响仅次于苏共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刚刚踏上苏联的土地,就旗帜鲜明地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肯定“以苏联为首”的提法,这无疑是对苏联共产党以有力的支持。

  ①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36、737页。

莫斯科会议,所有人的发言都要提前交稿,按照苏联开会的程序,得提前交俄文稿,因为你发完言,当天晚上莫斯科电台就广播,第二天见报,只有毛泽东即兴发言,而且一口湖南话,很难听懂。我是看的一个苏联秘书的回忆录,他说我们最头疼的就是毛主席讲话,他又没稿子,当时信口开河就那么讲,这么边记,记完了翻译,翻译完了还得送电台,第二天就要见报,又怕出错。而且毛开会,人家都在台上,他讲话就坐在后头,说今天我这腿不太好,就不上去了,大家都得回头看他。毛这次访苏确实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包括对政治文件的准备,苏联也是几次来找中共,毛也是几次说,不着急,这个会推迟开。

  们的,我们的影响比帝国主义的影响还是大一些。因为英法有老殖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再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发表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再一次以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的复信。

1957年第二次访苏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斯大林去世以后,从1954年10月份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开始,到1957年底,三年时间,中苏两党的地位发生了非常大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化,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联是当然的领导人、老大哥,不可动摇,但是斯大林死了以后,特别是苏联经历了宫廷内部的斗争,因为赫鲁晓夫上台也是很曲折的,再加上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1957年6月反党集团事件,经过这三件事,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急剧上升,三件事非常明显。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是揭开了盖子,捅了篓子,说批斯大林是对的,但是你这个批法不行,第一,不和我商量,你没有跟我们商量,自己就想批。第二,你事先没有做任何准备工作,斯大林从一个神一下变成一个罪犯,谁都接受不了,当时在苏联党内造成多大的混乱。

  手。这时我只觉得毛主席的步伐稳重而矫健,水银灯光

  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外地。面对苏共等兄弟党的围攻,处于精神亢奋之中的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二日,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节选自为《毛泽东访苏轶闻》,标题为编者所加。

  的!!”这时我们又不由地从心底涌起来无限的欢欣,的确,世界是我们的!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半夜他给国防部长朱可夫打电话,说你立刻派直升飞机,把所有的中央委员连夜调到莫斯科。第二天清晨政治局正开会,200多中央委员把克里姆林宫给包围了,要求召开中央全会,罢免总书记只有中央全会才有权力,政治局没有这个权力。朱可夫往克里姆林宫门口一站说,没有我的命令,我看谁敢出去,没办法,就召开了中央全会。

  毛泽东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不断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毛看完以后不高兴,说这个话以后就不要提了,这是你们党内的问题,不要在国际会议上讲这些,特别是不要再批评那些老同志了。后来人家回去就给删了,这段就没了。18号毛泽东讲话,讲着讲着突然来了一段:同志们,下面我谈谈团结的问题。最近苏联共产党发生一件事,出现了一个反党集团……,就开始讲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他讲的是我们是支持赫鲁晓夫同志的,赫鲁晓夫同志做的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懂得团结,你看我们,王明反党,我们照样把他留作中央委员,他说这话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呢?米高扬7月5号到杭州找毛的时候,开始中国的意见是不要把这些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但是米高扬说我们已经开除了,没法变了,后来主席说那就算了吧。所以毛在这个会上又重提,说中国保留了王明的中央委员的职务。这让苏联人非常反感,你不让我们讲,你到会上讲,我们不能讲我们党内的事,你可以讲我们党内的事,成何体统。毛泽东话没讲完,赫鲁晓夫一下站起来了,直视毛泽东,瞪了毛泽东一分钟,全场就这么看的,一扭脸他就在走廊上来回走,也不坐回去了。

  年计划,钢的产量可以到二千二到二千四百万吨。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完

  六月十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报告复信稿起草和修改的经过,并对一些兄弟党提出的修改意见作了说明。邓小平在谈到最后阶段毛泽东的一些修改意见时说:“这个文件,原来二十一条,后来一改,变成二十二条,二十三条。最后,主席把第一段变成三段,成了二十五条,我看很好。有一条关于总路线的表述,只有几行,这样眉目更清楚,逻辑性更强了。现在发给到会同志的,是六月十号的稿子。这个稿子,是经过伯达同志他们从杭州回来集体搞的。后来又在少奇同志那里谈了,照他的意见改了。又送到主席那里,他认为可以定稿了,只在几处加了几个字。”会议通过复信稿,决定六月十五日交苏共中央,当晚在国内广播。④

你看所有这些,虽然表面上还是苏联,当时提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实际上苏联办什么事都是听毛的,毛要是不发话,赫鲁晓夫什么事都办不成。包括他到了莫斯科以后,当时处理跟南斯拉夫的关系,这也是比较复杂的事,1955年苏南和解了,但是波匈事件以后,苏联出兵以后,纳吉躲到南斯拉夫使馆了,这样苏联就不能抓这个人,然后就找铁托,说要让他出来,铁托说,你要保证不能伤害纳吉,要不然我的威信就没了。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苏联党政主要负责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到机场迎接。

  第七个问题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团结。文章重申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基本论点,强调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

那时候东欧各国的思想非常活跃,批斯大林以后,双方在争论什么问题,最后争论不下去的时候,就一句话结束,就是我们等等,看看中国共产党怎么说,看看毛泽东同志怎么讲。再有,波匈事件的实质是什么?实质问题是赫鲁晓夫处理不了东欧的事,请中国帮着处理。1949年斯大林和刘少奇在莫斯科会谈的时候,曾经有个君子协定,说以后苏联共产党管欧洲革命,中国共产党管亚洲革命,毛泽东当然很高兴,好歹也管着十几个共产党。后来真的是,到1955年的时候,越南给苏联写信,说以后是不是就不要再通过中国,越南想跟苏联发生直接的联系,苏联都拒绝,说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不是我们的事。

  么,再过十五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那时候世界的面貌就要

  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预定的后撤计划。四月二日,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共计三千二百一十三人。

这时候卡德尔写了一个纸条给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另外一个,写的是,中苏两党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开始了,卡德尔这个话说得很对,看得很准,因为这个事不是简单的关于团结的问题,也不是反党集团的事情说不说的问题,而是你在一个国际的会议上,来随意的评判另一个党内的事务,而事先你又让这个党不要讲了,什么意思?所以苏联人非常不满,这样也造成了中苏两党,特别是领导人之间一种内在的冲突和矛盾。虽然表面上非常好,毛泽东也非常高兴,后来坐飞机回来,在中共政治局党内开会,毛也是非常满意,除了个别的问题,就是关于和平过渡,搞了个备忘录以外,其他的他觉得都是非常满意的。

  谈话首先从波兰党开始。当时,波兰局势已趋于稳定,但波苏关系还比较紧张。由于受苏联长期干涉波兰内部事务的影响,波兰统一工人党对召开这次会议从一开始就不大赞成,对宣言内容有些不同意见,对在宣言上签字有过一些迟疑。同时,也不愿意再用“以苏联为首”的提法。

  十一月五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在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会谈中,周恩来透露了来意: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会使苏联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一些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

  亿基本分布在三个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三亿当中已经有

  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的步骤,扭转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

  他特地讲到波兰和南斯拉夫,对他们的态度表示满意:“我高兴哥穆尔卡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波兰党,哥穆尔卡一直不赞成提“以苏联为首”,他们吃了不少苏联的苦头,对苏联有所戒备。而毛泽东提出并坚持“以苏联为首”,主要是从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出发的。对哥穆尔卡的这一转变,毛泽东是很看重的。毛泽东又说:“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指《和平宣言》。——引者注)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国宣言上签字,使十三国缺少了一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

  六月四日,毛泽东又在武昌会见黎笋、长征。谈话中毛泽东说:“修正主义和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不同的。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③

  体都介绍过后,大家依次坐下来,只有毛主席仍旧安详地

  九月六日,康生和吴冷西送上了修改后的九月五日稿。毛泽东作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不多,主要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虽然犯过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如卢森堡、倍倍尔等人采取的态度时,增写了两句话:“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⑨

  山,还有别的山,一共五次。”又问:“你们有湖南人吗?在湘江里游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发表。文章从总结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特别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历史教训中破题,提出三个论点:第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里来,不可避免地产生机会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裂活动,马列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第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列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第三,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文章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运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一比较,我们还比不上呢!同志们,你们听了不高兴吗?”(真的

  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12月4日。

  看到这么热烈的情形,不免又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

  一九六二年冬,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又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首先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由此拉开了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随后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兄弟党也越来越多。

  光,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注意的时候,毛主席第一个安

  当天晚上,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声明和中共代表团在两党会谈中所采取的方针。邓小平在会上发言说:最近在主席那个地方多次考虑了谈判的方针。首先要估计一下,这次谈判究竟能不能取得什么结果。看来,取得什么积极成果,现在不可能,赫鲁晓夫也没有这个准备。他现在的一系列步骤,包括驱逐我们六个人⑤在内,就是不想达成什么协议的。原来,常委、主席大家都在考虑,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可能,他求得达成一个某种限度的协议。我们考虑的结果,根据他现在的态度,根据他现在的措施,不可能。我们这二十五条,挖了他的底,他现在不好讨论这些问题。它的决议,实际上就是拒绝讨论。因此,这次谈判的结果,实际上只能是两个前途:一个叫拖,一个叫破。今天在主席那里谈了这个问题。第一条要放在他破,我们不主动破。我们不给他一个借口,好像我们首先来破裂。今天政治局决定了这样的方针,我们代表团轻松愉快,就好办了,就比较自由了。至于讲话,当然也不给他抓我们,也要讲分寸,也要站得稳。

  关于国际形势,哥穆尔卡认为宣言草案的一些措词,可能会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使国际形势更加尖锐化。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来说,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既然苏共中央在来信中明确提出了总路线的问题,我们就要起草一封复信,全面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观点。四月四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起草复信的问题。从此,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就转向起草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复信。

  毛泽东本来就不赞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不论两个党还是三个党,在宣言上签字。十一月三日同赫鲁晓夫会谈时,他就提过:“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可否在文件的适当地方或者在末尾提这么一段话:文件中的各点,对十二个执政党(不包括南斯拉夫)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它们对文件负有责任。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来讲,所提到的事情只作为建议提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很复杂。这样提一句,会使这些国家的党能机动一些,更多地让它们自己去考虑自己的问题。”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会谈记录,1957年11月3日。)在这个问题上,陶里亚蒂和毛泽东的意见不谋而合。

  接着,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连续召开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有关问题。

  所以第一句就亲切地说:“同志们!我问你们好!”接着毛

  ①毛泽东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12日。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了,通过了会议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十九日,除南斯拉夫以外,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宣言上签了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一段困难的时期以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汇集在莫斯科,共同讨论并签署了这个宣言,显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力量,这是自共产国际解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

  还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初《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刚刚发表不久,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在考虑如何进行中苏两党会谈的问题。

  俗,改造我们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很轻易的,问题很复杂。

  十二月三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杨尚昆和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致毛泽东的信。这封信所署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九日。

  这次会谈,很友好,很坦率,讨论问题是认真的、严肃的,气氛又是和谐的、轻松的,体现了党与党之间的平等关系。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以下一些内容。

  气候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宣言提出,要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加强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团结和合作。其中特别讲到社会主义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各国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复信在结束时表示: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将于七月五日举行的两党会谈,希望在两党会谈中对国际共运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并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

  当年参加会见的一位中国留学生,把毛泽东的谈话和现场的情况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下面是这个记录的节录。

  谈到目前对苏共的方针,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确定的。去年在这个地方少奇同志讲了一篇话,今年小平同志讲了一篇,刚才总理又讲了一篇。还是这个方针,叫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去做。每一篇文章总是留有余地。现在苏联也学我们,它也是留有余地。凡是气势汹汹的,你不要看它气势汹汹,其中有问题,外强中干。它不敢发表我们的东西。只看这一条,就知道它怕。究竟我们怕修正主义厉害些,还是修正主义怕我们厉害些?我看,它怕我们怕得厉害些。它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讲的,一怕帝国主义,二怕‘教条主义’(就是我们),三怕人民、老百姓。”①

  “今年在我们国内五月到六月间是乌云满天,右派分子骂我们共产

  这些谈话,反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国际共运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们就使劲鼓掌,表示我们一定要照着毛主席的话去做。

  往事如斯。二十多年以后,在中苏恢复正常关系的时候,邓小平回首往事,曾经对中苏论战作过这样的评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同时他还谈到:“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绝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④

  毛泽东最后说:“今天谈得很有兴趣。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互不损害。我没有损害你的意思,你也没损害我的意思。我们是互相支持的,这很需要。”哥穆尔卡说:“我们特别需要你们的支持。”毛泽东说:“自力更生为主,外国支持为辅。虽然为辅助,但还是要支持,这并非依赖。要分别依赖及依靠。我们是互相依靠嘛,决不依赖。今天谈话的缺点是我讲多了,下一次吧。”①(①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拜会毛泽东时的谈话记录,1957年11月20日。)

  ⑦见1963年8月1日《人民日报》。

  苏共中央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他们预先起草了一份会议的宣言草案。他们先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意见,南共不赞成,并表示不准备在这个宣言上签字。这时,苏共中央才向中共中央征求意见。中共中央接到这个草案,已经是十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请他将中共中央对这份宣言草案的意见转告苏共中央。一起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一九六二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二篇答辩文章。《红旗》杂志也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刊登长篇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作为第三篇答辩文章。后一篇文章,毛泽东也看过,没有修改,说文章写得很好。

  纪念大会的成功举行,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这一天起,直到二十日,毛泽东为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成功,为了达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团结,频繁地会见一些重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同他们交换意见,做一些说服工作。

  在周恩来等同苏联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的会谈中,苏方表示:过去苏共是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中央分歧的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他们坚持说,苏共中央七月三十日信中关于十二月十五日召开二十六国筹备会议一事仍然有效。在十二日最后一次会谈中,他们还表示: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③这就紧紧地封闭了调整中苏两党关系的大门。

  十一月二十日,波兰代表团来看毛泽东。这是他们的第三次会见。毛泽东问哥穆尔卡:“你们对这次旅行的看法怎样?是否感到受了委屈?”又问:“你们有没有感到苏联同志在协商作风和与各国党的关系上有进步?还是认为没有进步?”哥穆尔卡说:“我们感觉到这种进步。”

  还在《九评》发表以前,苏共中央曾于六月十五日给中共中央一封来信。这封信是对中共中央五月七日信的答复。信中认为中共中央放弃了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并申明他们要尽快召开由二十六国组成的筹备会议,“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信中虽然说了“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但实际上已把两党会谈同召开国际会议脱钩了。

  会谈从下午六时半持续到晚上十时,共三个半小时。会谈取得重要进展,为最后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陪同毛泽东去谈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六时半与主席一起去哥穆尔卡处谈话,共三小时半,似有好转,双方意见已较为接近,明天可能达成协议。”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3页。)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在刘少奇作报告中间不断插话:

  像用他那巨大的手掌把这样一个深湛的鼓励与期望稳稳地

  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中共中央五月七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还全文发表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其他六封来往信件。

  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中央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通过非暴力的途径,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并不否认客观上存在这种可能性,但问题是究竟只准备这一种可能性,还是同时准备两种可能性,对无产阶级更有利。

  ②见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64年11月8日。

  的不成个样子了嘛!”这一下子我们可就哄嚷起来了,高声说:

  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二)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还宣布: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责任。④

  裕中农。我曾和不少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谈过话,问他们能否做得到?

  几个月以后,邓小平谈到关于中央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说:“我们得感谢他们的来信。因为他们的来信给我们出了个题目,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我们感觉到确实需要解决总路线的问题了。”⑦

  毛泽东申明,今天谈的是他个人的意见,他还要与赫鲁晓夫谈一下。哥穆尔卡真情地对毛泽东说:“什么时候你有空我想来看你一次,可以吗?”毛泽东:“我准备见你一次。”①(①毛泽东同哥穆尔卡第二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15日。)

  ⑤毛泽东对《七评》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1月28日。

  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波兰党吃过苏共的苦头。他们担心通过这次会议和共同宣言,会使共产国际或情报局复活。毛泽东力图打消他们的顾虑,说明:“这次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法。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党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每国的党也并不是其支部。”①(①毛泽东同哥穆尔卡第一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6日。)

  ④毛泽东对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电报稿的批语,手稿,1964年4月14日。

  开了个会,你们知道吗?”其实我们只是几小时以前才听代表团同

  这一天下午,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在举行闭幕会议,毛泽东让邓小平在人大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

  席台上留下了一片五彩的云锦。

  这封复信的要点,是在预见到有分裂危险的情况下,采取了拖的策略,力图避免苏共把分裂的责任嫁祸于人。其中,第二、第三点是关键。这两点都是毛泽东修改定稿时加上的。复信指出:“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⑥”毛泽东在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批语中写道:“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⑦”后来这个会真的没有开成。

  相处得怎样呀?”又嘱咐说:“你们一定要和苏联同志结成亲密的朋友!”

  《三评》发表后,国庆节临近,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团纷纷来华参加庆祝活动。中共中央决定,在这期间,暂时不再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直到十月二十二日,才发表了《四评》,题目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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