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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领导人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的错误,  波

来源:http://www.parajumpers2012.com 作者:必威 时间:2019-10-19 04:31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在我国,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结合进行、同时并举的。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前基本完成。毛泽东认为,这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进程,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和注意力,开始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转移。

如何评价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是涉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苏共领导人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的错误,中共领导人科学评价斯大林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产生了不同的历史结果。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如何评价党的领袖人物,是关系着社会主义国家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战略问题。

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这一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上半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中苏两党积累下来的分歧和矛盾,经过一段和缓的时期以后,进到一九六二年底,又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议最后一天作了秘密报告,公开批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混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怎样出台的?中国是怎样得到这个报告文本的?中国对此的最初反应是什么?本文拟根据近10年来国内外披露的一些历史文献和史料,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台20世纪20年代末期,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由于严酷的党内斗争以及共产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斯大林放弃了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的发展道路,在苏联建立起一套以权力高度集中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虽然使苏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弊病。斯大林的逝世,使许多人开始思考苏联的经济发展问题。这种思考首先是从苏联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开始的——他们感受到要改变国内政策的必要性。苏联领导人正是从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开始,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1953年,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八月会议上关于必须优先生产日常生活消费品_的讲话和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提出的农业改革纲要,可以看做是经济政策“解冻”的第一个信号,是修正苏联传统经济模式的初步尝试。虽然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之间的政治较量正在暗中进行,但必须改变经济政策以解决社会生活急需的问题则是苏共领导人的共识。苏共二十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其议题主要是讨论和提出改革的方针问题。但长期以来,这次会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结束时作的冗长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期间、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错误,在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混乱。苏共中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问题又是怎样提出的?实际情况并不像赫鲁晓夫本人回忆和一些研究者认定的那样,似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只是在苏共二十大期间由赫鲁晓夫个人突然提出来的。同国际和国内问题一样,苏共二十大在党内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而且得到了高层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1955年4月7日,赫鲁晓夫在击败其政治对手后,提议10个月后召开苏共二十大,其议程是常规性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这项建议,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在会议上提出斯大林问题。然而,在为苏共二十大准备材料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关于30年代大规模的“肃反”问题。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关于这个问题的平反工作已经开始,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只是进展缓慢。而党的代表大会不仅要对一系列历史问题作出结论,还要给那些受到迫害和牵连的人及其家属一个交代。于是,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积极地开展了对在1936年至1939年间被判罪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的重新审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系列假案和冤案。1955年3月14日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向苏共中央报告,苏联检察院特别案件处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一二月份,共审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件。其中由于在原审判中“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而由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有7727件。此外,根据被判刑人员及其家属的申诉书正在进行核查的案件还有1万多件,而尚未处理的申诉书则有3万多份。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着手对这些案件进行认真研究,为无辜的受害者平反。到1955年秋,关于30年代“肃反”以及斯大林应该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重新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11月5日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斯大林诞辰日,不再像往常那样召开隆重的集会进行庆祝,而仅在报刊上刊登一个消息。由于社会的压力,必须进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恩列斯研究院院长波斯佩洛夫为首的新的专门委员会。一个月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在1956年2月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尖锐地谈到斯大林和个人崇拜问题,并且在领导层内部展开了争论。这一天,苏联国家安全部前特大要案侦察员罗多斯从监狱被带到主席团会议,他被要求如实地回答所有主席团成员的问话。与之交谈后,多数人都不再怀疑: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肃反”活动,甚至规定了各地逮捕人员的名额。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提出了一个尖锐而直率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对此,赫鲁晓夫提议将这些事实真相补充到苏共二十大工作总结报告里。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赞同他的建议。莫洛托夫虽然也同意说出事实真相,但他坚持在报告里必须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随后的发言中,米高扬、萨布罗夫、马林科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苏斯洛夫明确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认为“有责任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向党说明这一切”,“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危害”,“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支持莫洛托夫,尽管他们也同意“党应该了解真相”,但伏罗希洛夫建议,因事关重大,“应该考虑周全”,“一步一步地来”。莫洛托夫坚持认为,“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至于那些“可耻的事情”,“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来得及搞清楚”。最后,赫鲁晓夫总结说:“为了党的利益应该作出决定”,必须认识到,“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赫鲁晓夫提出,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手段的问题”,但“应该确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置于应有的地位”,以后在宣传画和文学作品中,“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并“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在2月3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纪念伏罗希洛夫75岁生日而发布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命令中,只称其为“伟大列宁的忠实学生”,而在以往的标准用语中是一定要提及“斯大林”的。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认为苏共二十大前未必能够搞清楚的事情,没过几天就有了明确答案。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交的一份长达70页的详细报告,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反党、反苏和反革命案件都是侦查机关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种非法手段逼供的结果。“肃反”的浪潮波及到全国所有地区和部门,“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报告提出的充分证据表明,不仅大规模“肃反”运动是斯大林直接推动的,其中许多重大案件也是他亲自过问和决定的,甚至采取“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无耻的破坏”的酷刑和“最野蛮拷打”的方式进行审讯,也曾经两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励。报告最后总结说:“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而这种‘个人崇拜’无限度地、无止境地赞美和夸大了斯大林的作用。”所有看到报告的人都震惊了,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事实是如此地令人恐怖,当他汇报时,特别是讲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眼睛里噙着泪水,声音也颤抖了。大家都惊呆了,虽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情况,但委员会所汇报的一切,我们当然是不了解的。而现在,这一切都经过了核查并被文件所证实。”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材料,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的场面。赫鲁晓夫首先表态:应该有勇气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需要考虑的是怎样讲,由谁来讲,但不讲是不诚实的。赫鲁晓夫建议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重点是讲个人崇拜问题,还提议将列宁表示要与斯大林分手的“政治遗嘱”等未公开的历史文件分发给大会代表。同2月1日的会议一样。莫洛托夫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而且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倾向于莫洛托夫的立场,虽然同意向大会说明真相,但强调要“保持冷静”,“谨慎行事”。其他所有的人则明确支持赫鲁晓夫的意见,反对莫洛托夫的立场。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说明事实真相,已经没有分歧,差别是细微的,并强调不必害怕,也不要“犹豫不决”,而应该“彻底揭露”个人崇拜问题。至于由谁来报告,赫鲁晓夫建议提交中央全会讨论。会议通过了在2月13日下午召开中央全会和让二十大代表了解未发表的列宁文件的决议。2月13日首先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向中央全会提交议案,说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赫鲁晓夫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所作的说明很简单,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内容,只是提到“为了使代表们正确地理解出现在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问题上的重大转折,为了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具体材料,应该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主席团的议案。这就是说,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已经确定,由赫鲁晓夫本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只是,中央委员并不了解报告的具体内容,报告的文本或提纲也没有提交会议讨论。原因很简单:报告文稿还没有形成。直到苏共二十大召开了几天以后,2月18日,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才提交了他们起草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初稿,其主要内容是关于30年代实行“肃反”的大量具体事实。赫鲁晓夫显然感到不足,第二天又向速记员口授了一些需要补充的内容。在这份口授记录中,不仅增加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对党内领导人实行清洗的事例,而且用词也显得更加尖锐和激烈。随后在这两个文本以及其他人提供的文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最后的文本,并分发给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征求意见。在2月22日临时召集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了宣读秘密报告的时间——24日大会选举结束以后。25日以前,报告的最后文本终于准备好了。目前知道的有苏斯洛夫、谢皮洛夫的修改文本,所作改动都不大,主要集中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赫鲁晓夫补充的部分事例被删掉了。最后文本吸收并综合了这些意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这样出台了。中国获取秘密报告广西的情况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接受苏共中央的邀请,并按惯例于1956年1月16日决定派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刘晓五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朱德为团长(当时朱德正在东欧访问)。2月4日,朱德从波兰提前到达莫斯科。2月11日,代表团其他三名成员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也由北京抵达莫斯科,与朱德、刘晓汇合。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在克里姆林宫开幕,朱德率中共代表团与其他55个外国党代表团应邀出席。在苏共二十大结束时,即2月25日上午(几乎所有的中文论著都说在24日至25日夜间,不知根据何在。在俄国档案的记载中,由布尔加宁主持和赫鲁晓夫作报告的秘密会议是在25日上午举行的),赫鲁晓夫在只有苏共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由于苏共中央没有邀请外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被称为秘密会议,赫鲁晓夫的报告被称为秘密报告。由于中共代表团没有受邀参加这个秘密会议,那么中共中央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的呢?关于这个情况,中国史料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据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就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秘密报告。从上面介绍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的情况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吴冷西的说法是,2月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只念了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后来,新华社是根据3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报告文本连夜组织翻译并印发中央领导人的。吴冷西的这个说法也有记忆的错误——《纽约时报》是6月5日刊登出秘密报告文本的,而新华社翻译的很可能只是一些有关报告内容的传言和消息。李越然、吴冷西无疑都是中苏关系的重要当事人,但他们当时都不在莫斯科,对苏共二十大并未身历其境。据陪同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的翻译赵仲元回忆,秘密会议召开之前,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就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情况,并解释说对中共并没有保密的问题,但苏共不希望其他代表团参加秘密会议,因此也不便单独邀请中共代表团。报告的第二天,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俄文本交给了中共代表团,赵仲元等人连夜将报告译成了中文。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拉科西回忆说,他也是2月26日看到报告文本的。俄国档案记载的情况是,2月27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将报告和决议文本交给了参加大会但未被邀请出席秘密会议的13个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并要求“离开莫斯科之前应将材料交回”。这里的一天之差,可能是记忆的错误,也可能是中共和匈共的确早一天看到了文件。2月27日和28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主要内容就是通报苏共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反复强调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意义,认为不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党的生活准则和社会主义法制就不能恢复,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发展”。3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专门印制150份报告文本,并通过苏联驻外使馆寄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是,3月3日邓小平等从苏联回到北京时便带回一份报告文本。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书面报告邓小平:苏共中央交来一份经赫鲁晓夫本人校对过的秘密报告的正本,并告文本不必退还,用后可以烧掉。另据薄一波回忆,米高扬4月6日访华时也带来了一份秘密报告文本。总之,到3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已经了解到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而且先于西方得到了秘密报告的文本。中国对秘密报告的最初反应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震撼了整个世界。鉴于自列宁逝世以后的几十年里斯大林被认为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和继承人,是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领袖,是苏联赢得反对德国法西斯卫国战争伟大胜利的统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之无愧的导师,因此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无疑就意味着苏联共产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由于苏共在没有充分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的情况,贸然抛出斯大林问题,而且传达的范围太广,速度太快,事后又缺乏解释和教育工作,于是在苏联社会、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社会的分裂和混乱;在西欧和美国共产党中也出现了严重分裂的局面。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在1956年3月初即获得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对此,中共中央并没有急于公开表态,也没有在党内立即答复基层党政组织的各种猜测和疑问。中共中央在得到秘密报告文本后,一方面保持沉默,一方面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与朝鲜、越南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不仅在广大党员中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且将译文印成小三十六开的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字样,随《参考资料》发放。这些内部刊物虽然发行范围有限,但并非机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至抢购一空。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并不担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非斯大林化”倾向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关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最初看法,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党内会议的讨论、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人之间的谈话,这三者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公开表态最为谨慎,内部讨论就开放一些,而私下谈话最为自由。关于党内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还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195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便议论了苏联问题。3月3日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回到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等人开会,由邓小平汇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情况。此后(3月12日至4月4日)中共连续举行高层会议,集中讨论了斯大林问题。3月1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影响进行讨论。毛泽东在会上讲: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开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在3月19日的会上,毛泽东就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征求大家意见,他说,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在3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我们要做的是从苏联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力求不犯大错误。关于公开表态,是指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4月5日,该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正式发表。文章首先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接着对斯大林问题作了全面评说,指出:苏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强调集中,就会出现错误,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斯大林在后期工作中“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因为他的骄傲和不谨慎,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即使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和斗争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吸取个人崇拜的教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这就向人们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斯大林这样的错误,有它的不可避免性;根源不在于个人崇拜,是思想方法问题;个人崇拜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有它的社会历史根源;吸取苏联的教训,就是对书本上的东西和苏联的经验要加以分析和鉴别。这样,较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从理论上对斯大林的错误作了深入一层的分析,又从积极方面吸取苏联的教训。如果说在理论探讨方面中共更多地想显示比苏共高明的方面,那么在与苏联人的多次谈话中毛泽东则着重强调了中苏两党一致的方面。如3月31日,毛泽东在与尤金进行的3个小时谈话中,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这次谈话给人的印象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说法并无多大区别。当尤金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毛泽东还说,苏共二十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主动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许多问题。5月2日,毛泽东在与尤金的另一次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于没有采取任何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措施,由于这个过错,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隔阂越来越深”。毛泽东称赞“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同时又指出,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最后,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苏共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由于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综上所述,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原则问题上,特别是批判斯大林问题上,中苏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分歧。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不满的地方,认为苏共批判斯大林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但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来中苏论战时中共公开指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只能看做是针对苏共二十二大路线而言的,与苏共二十大并没有什么关系。

  他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

文摘自《人民论坛》2011年第11期 作者:李君 刘仓 原题为: 科学评价领袖人物功过的时代意义以斯大林和毛泽东为例

  波兰事件,起因于波兹南事件后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一九五六年六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暴露出波兰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的严重官僚主义,同时也说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置不当,同样会激化成为对抗性矛盾。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七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总结波兹南事件的教训,提出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改革措施。随后,又决定在十月召开八中全会,准备改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波兰局势的发展,使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等人感到非常紧张。从十月十七日起,赫鲁晓夫一面令驻扎在波兰及其附近的苏军向华沙及波兰其他地区调动,一面率苏共代表团一行四人强行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苏波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一九六二年十月,

  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为此,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①

科学评价斯大林的功过

  十月十九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尤金说:波兰党中央内部对一些根本政策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和东欧很多国家的利益。他们还准备改组政治局。苏共认为,波兰存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为了阻止波兰局势的这种发展,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波兰。

  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和美国一度剑拔弩张,搞得十分紧张。但在这场危机过后,很快就迁怒于中国。十二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原则立场。这个讲话,成了苏联指挥一些党对中共发起新一轮围攻的信号。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大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②

1956年2月,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像一颗政治原子弹,引起了严重的连锁反应。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导致了苏共和苏联社会的分化和分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机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问题。

  十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又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

  这里所说的中印边境冲突,是指一九六二年十月在中印边境的东段和西段,中印之间所发生的军事冲突。从这年八月以来,中印边境紧张局势就逐步发展。为了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中国政府再三提议两国尽快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却遭到印度政府拒绝。十月十七日,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方进行猛烈炮击。

  毛泽东提出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步伐,同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分不开的。自朝鲜停战以来,经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国际紧张局势日趋缓和。毛泽东认为,现在有可能给我们十二年的和平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他还看到,美国的军队现在这个摆法不像个打仗的样子,到处都是基地,这就是自己立起一些桩,把自己的尾巴都捆在那些桩上,动都不好动。他认为,只要有了十二年的和平时间。就可以争取更多一点的和平时间。当然,毛泽东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搞突然袭击。

面对全世界反社会主义潮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上表达了与苏共相左的政治态度。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着重分析如何评价斯大林和如何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和教训等问题。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评价斯大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观点和态度。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李富春、彭德怀、王稼祥、康生、李维汉、薄一波、李先念等出席会议。讨论结束时,已是零时四十五分。由于情况紧急,毛泽东立即约见尤金,刘、周、陈、邓四人在座。毛答复尤金,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且表示了中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意见。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集会议,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当天,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毛泽东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下决心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过程时说:“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头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你看嘛,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①

  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这意味着,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第一,提出处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的原则,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服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绝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矛盾等量齐观。第二,旗帜鲜明地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指出斯大林在不同时期的许多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第三,客观地分析了斯大林的错误的内容和错误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还存在一定矛盾的结果,是在社会主义历史还不长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造成的。第四,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及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性质,指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五,从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强调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和个人崇拜。这些观点都为评价领袖人物奠定了基本原则。

  尤金走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二十三日赴莫斯科。

  十月二十日晨,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开始进行自卫还击。从十月二十日到二十九日,东段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全部领土;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部分入侵印军。这是自卫反击战的第一阶段。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从马列主义的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不可能凭主观去想象。这个问题,只能从实践中逐步认识,逐步解决,首先要求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的探索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中国共产党在与苏共的论争中科学评价斯大林,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如何评价领袖人物问题、为党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基本原则和理论基础。

  十月二十二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又一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在反击战开始以后,中国政府仍然为和平解决争端作最大的努力。十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以前,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②并将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当天,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拒绝了中方的建议。十一月四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写信给尼赫鲁总理,呼吁重开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不予置理,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进行军事动员。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又一次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他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③

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语气是婉转的,态度是明确的,暗含着对苏共领导人大国主义错误的批评,但没有说出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苏共领导人或许更容易接受些,这也适合当时中苏两党关系的实际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军发起了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从十一月十六日起到二十一日结束,在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传统习惯线附近,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

  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汇报工作,是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开始的,是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作准备的。毛泽东的调查,既是为八大作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④

文革结束以后,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

  尤金将这些话立即打电话报告了赫鲁晓夫。

  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两次召集周恩来等开会。随后,周恩来和陈毅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班纳吉,向他表示:中印两国应该友好下去。我们应该向远处看。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周恩来还表示,可以去德里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共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历时四十一天。

20世纪70年代末到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和邓小平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坚持唯物史观,在总结评价斯大林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科学解决了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一课题。

  十月二十三日晚,刘少奇、邓小平一行飞抵莫斯科。当天晚上,就在中共代表团住处,同赫鲁晓夫进行交谈。这时,苏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方针已经转变,撤退了军队,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党中央,形势已经缓和下来,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他们对波兰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党新的领导。①随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同波兰党政代表团在平等的气氛中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至此,波兰问题在中共中央的积极推动下,比较稳妥地得到解决。

  同一天下午,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十八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他当即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③”他抓住这一契机,作出了一项没有先例的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

  在紧张疲劳的状态下,毛泽东度过了这难得又十分重要的四十一个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他们时而插话,发表意见。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从毛泽东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

首先,高屋建瓴地指出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战略意义,全面客观地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决议》指出: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苏两党全力解决波兰问题的时候,匈牙利事件爆发了。

  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的步骤,扭转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

  汇报从重工业部门开始。

其次,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毛泽东的错误,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要分析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讲什么错误,但都要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总的来看,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与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

  十月二十一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改组、哥穆尔卡担任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纷纷要求效法波兰,走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对拉科西时代实行的错误政策严重不满。一些右翼团体也乘机活动,煽动对社会主义及其政党的不满。

  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二)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还宣布: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责任。④

  二月十四日,这是第一天,听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

  十月二十三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二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后来又残酷杀害劳动人民党党员及政府官员,致使这场游行演变成反政府暴乱。

  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预定的后撤计划。四月二日,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共计三千二百一十三人。

  毛泽东开始时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当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又选举卡达尔担任中央第一书记。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印边境局势得到了控制,对中印边界局势的长期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认识论。他说: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就在二十三日晚上,正在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得到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刘少奇立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是非曲直十分清楚。赫鲁晓夫十二月十二日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国进行不公正的指责。

  讲到技术问题,毛泽东主张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先学来,就像小学生写仿一样。这和行政措施不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

  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一九六二年冬,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又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首先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由此拉开了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随后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兄弟党也越来越多。

  关于降低生产资料利润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件大事,影响到整个人民生活。降低利润,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

  二十九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三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

  在讲到本位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他说: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苏方开始并不接受这个意见,极力进行辩解,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双方会谈的基础上,苏联于十月三十日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这个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对于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中国政府立刻在十一月一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这个宣言。

  第一篇答辩文章,是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这篇社论原先的标题是“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毛泽东看了,觉得不够响亮,便重新拟了这个标题。毛泽东是十二月十四日凌晨修改这篇社论的,当时他正在杭州。他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⑤

  二月十五日,听了电力工业部等的汇报。听汇报中间,毛泽东着重谈了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八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十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了解到,匈牙利的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并把保安队和保安机关解散,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匈牙利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方针?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后认为,一个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是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究竟采取哪个方针?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这样做,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出这些意见,并指出:在还可以挽救的时候,是不是尽最后的力量把它挽救一下,匈牙利问题同波兰问题性质不同,应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这时,苏共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一致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反革命已经取得政权,没有采纳中方的意见。

  从这篇社论起,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团结的旗帜,对各种攻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

  二月十六日,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根据前几次汇报的情况,毛泽东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并且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过了一天,苏共领导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三十一日晚,赫鲁晓夫等人到机场向中共代表团送行的时候,说苏共主席团已经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②十一月四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同日,应卡达尔的请求,苏军重新回到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全国各地的暴乱很快被平息下来,卡达尔政府重新稳定了国内局势。

  十二月初,意大利共产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参加。十二月二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总报告里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决定给予还击。

  毛泽东再一次批评一长制。他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波匈事件过去了,但国际共运中出了这么大的波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入思考。应当从中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想得很多。

  在十二月四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十二月二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一些决定。他在传达中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匈牙利党代会就有邀请南斯拉夫的迹象。意大利带头邀请南共,又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的报告就攻击,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这次本来要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

  毛泽东又讲到好大喜功的问题。他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十一月一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二日和四日,毛泽东两次召集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他在传达中还说:“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⑥

  关于学习苏联,毛泽东采取分析的态度。他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毛泽东还说,我们四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③

  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外地。面对苏共等兄弟党的围攻,处于精神亢奋之中的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二日,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二月十七日,继续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在原定讨论一九五七年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等议题外,还讨论了时局问题。刘少奇就时局问题作报告,详细叙述了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匈牙利问题商谈的经过和中共中央采取的方针,分析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毛泽东称赞国务院三办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

  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总结性讲话。在谈到波匈事件时,他进一步指出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当二机部汇报说,到一九六二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毛泽东断然地说:全部自给,不仅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多快好省⑤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④后来,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⑤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毛泽东自从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起,就提出希望经济建设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他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一九五三年各部还没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在八届二中全会期间,国际上又发生一个事件,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注。

  萧飒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最后他说:目标是为八大做准备。五月中央全会⑥上提出工业问题才好,农业问题没有了,搞个高级社章程就行了,知识分子问题督促一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基本问题。在这三个月中间,我们这些人就研究工业问题。

  十一月十一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发表演说。他提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头上。而斯大林错误的产生,“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等等。

  这首诗是毛泽东默写的,只错了三个字:第四句中的“且”写为“犹”;第七句中的“瑟”写为“飒”,“畔”字写为“下”。

  二月十九日、二十日,分别听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汇报。一上来,毛泽东问万里是什么地方人。万里答:山东人。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答:没有看过。毛泽东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分析铁托的演说和一些共产党对它的评论。最后决定就目前东欧各国发生的问题写一篇文章。毛泽东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九岁生日。他在这一天写下了《七律·冬云》:

  当刘秀峰谈到一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时,毛泽东说,你这些都不写,只写骨头(指事先送给毛泽东的书面汇报。——引者注)。一个工人砌砖,从四百块提高到一千二百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

  毛泽东提议由胡乔木负责起草。两天以后,胡乔木拿出了文章初稿。十二月二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讨论这篇初稿。毛泽东又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四月间写的文章相衔接,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四月间文章的续篇。他说,文章可以更富于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对文章的要点,毛泽东重新作了构思。⑥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汇报结束后,薄一波对毛泽东说:几天来向主席汇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有些具体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谈一次。毛泽东要薄一波把问题集中一下,答应一个月后一起讨论一下。

  从十二月十日起,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讨论和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直到正式发表,共八易其稿。

  高天滚滚寒流泄,大地微微暖气吹。

  二月二十一日,听城市建设局汇报。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在讨论中间,他又讲了一些指导性和理论性的意见。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二月二十二日,听取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毛泽东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他反复谈到,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对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开头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二月二十五日,听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毛泽东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毛泽东指出,对斯大林这个人要作认真的分析,先说他正确的一面,不能抹杀;然后说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强调实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

  这首诗在后来发表时,毛泽东把“高天滚滚寒流泄”改成了“高天滚滚寒流急”。

  这时,周恩来插话: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毛泽东接着说:加上他们揭盖子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毛泽东所说的揭盖子,是指当时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毛泽东说,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⑦

  十二月二十九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毛泽东审定。他在信中说:“这篇文章比上一篇⑦困难得多。经过多次修改,搞成这个样子。今天下午,将在少奇同志处讨论定稿。少奇同志意见,以在年底(卅一日)以前发表较好。请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卅)日下午前给予指示。文章题目原想用‘驳陶里亚蒂’。因‘驳’字在外文中有‘反对’的意思,故未采用。”⑧

  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很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周恩来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

  《再论》发表两天前,十二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康生、张闻天、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在颐年堂开会,对文章作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吴冷西回忆说:会后,“胡乔木、田家英和我三个人就在毛主席住所后面的居仁堂(八大后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修改。我们修改完一部分,就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去一部分。毛主席也看一部分改一部分。这样流水作业,一直到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清早,我们把最后一部分修改完,三个人一起到毛主席卧室去。毛主席看完后决定当天晚上(二十八日)广播,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见报”。⑧

  毛泽东收到社论稿,连夜看完,三十日凌晨二时写批语给邓小平,说:“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⑨

  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先后听取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汇报。毛泽东称赞这两次汇报,认为收获很大。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通称《一论》)一样,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这是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中央就斯大林问题发表的又一篇历史性文献。围绕半年多以来国际上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尤其是波匈事件和以铁托演说为集中代表的国际共运内部出现的对斯大林问题的不同评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斯大林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重大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认识。这篇文章与前一篇文章相比较,涉及的问题更为宽广,对许多问题的论述更加展开,强调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

  一九六二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二篇答辩文章。《红旗》杂志也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刊登长篇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作为第三篇答辩文章。后一篇文章,毛泽东也看过,没有修改,说文章写得很好。

  二月二十八日,听电力工业部汇报。当听到一九五五年发电量为九十八亿度时,毛泽东感慨地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五十年才能赶上美国。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再论》长达两万字,在篇幅上比《一论》多出了一倍。前面一个引言,末尾一个结束语。全文共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由斯大林问题引发的四个重大原则问题: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这两篇社论,各有侧重。前一篇,着重批驳陶里亚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包括战争与和平、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纸老虎”论断、和平共处和陶里亚蒂主张的“结构改革论”,等等。后一篇,着重从正面论述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其中包括关于时代的看法,关于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过时。这两篇合在一起,都是对在几个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对中共的种种攻击的一种反击。这些文章保留了一个最大的余地,就是没有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名。

  二月二十九日,听煤炭工业部汇报。毛泽东称赞煤炭工业部的报告有材料有议论,大有进步。汇报结束时,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十三天十四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文章一开头,就提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作为全篇立论的根据。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以下一些内容。

  重工业部门的汇报完了。三月一日起,轻工业部门汇报。听了十几天的汇报,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问题已经开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带战略性的问题。

  在《一论》里,只是一般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那时,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问题刚刚出现,其严重后果还没有更多地显现出来,社会主义阵营及东欧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也没有充分暴露。《一论》的重点,是要引导人们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一客观事实,破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这种理想化的迷信。这个目的是达到了,而且被后来的波匈事件所证实。

  他说:“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是现在修正主义者不讲这些,讲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全民党,没有阶级性的自由、平等、博爱,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府等。”

  三月一日,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此前,二月十七日听汇报时他就提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

  形势的发展,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再论》引言中,有一大段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出现一些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

  在谈到当前的论战时,他说:“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还说:“陶里亚蒂也作了一些好事。”⑩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强调:“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与此相联系的,关于上海、天津企业是否内迁问题,毛泽东说: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①张国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线情况时毛泽东的插话记录,1963年2月19日。

  在汇报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又说:

  ②这里所说的“实际控制线”,是指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边界全线的实际控制线。

  “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汇报中的这个材料,给毛泽东很大启发。他肯定地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③毛泽东对《参考资料》的批语,手稿,1962年11月19日。

  三月二日,听地方工业部汇报。毛泽东先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他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再论》用上述观点,纵观国际共运的整个历史,尤其是一九五六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力求从中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拘泥于对具体问题和具体事件进行就事论事的讨论。它以高屋建瓴的气势,理论性和政论性兼有的特色,展现在读者面前。

  ④见1962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从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中,引起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这表明,毛泽东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已经萌生。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再一次从理论上解答了人们因国际共运出现的挫折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它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篇文章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起着指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到波匈事件和铁托发表普拉演说,这一连串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促使他深入思考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问题,并引发他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主持撰写的“两论”,既是他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又是他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准备。

  ⑤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12月14日。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后,毛泽东把主要注意力从国际转到国内。

  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12月4日。

  三月三日,听轻工业部汇报。汇报到烟叶质量下降时,毛泽东批评说:“你们心气平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⑨从一九五六年十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⑩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总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们刚刚还在欢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这是许多人始料所不及的。

  ⑦指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这次汇报,也谈到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问题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他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又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

  对这类事件怎么处理,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一些干部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的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造成了矛盾激化。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注意。

  ⑧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12月29日11时。

  讲到培养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①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⑨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12月30日2时。

  轻工业部门的汇报,这一天结束了。

  ②以上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⑩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等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6日。

  三月四日,听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毛泽东没有发表多少意见。

  ③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9页。

  一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南昌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在这次谈话中,谈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他说: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中滋长起来的。它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不要革命。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①

  三月六日、八日、九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的汇报。

  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这些谈话,反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国际共运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时地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比如:建国后新修建的几条铁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线造价是多少?固定资产包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类运输营业人员是做什么工作?等等。

  ⑤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提纲,手稿,1957年3月1日。

  毛泽东在离开杭州之前,一月八日,作了一首大气磅礴的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②:

  当汇报到铁路基本建设自从一九五三年批判冒进以后,又产生了右倾情绪的时候,引起了毛泽东对历史的回忆。他说: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坏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只有团结,也不是只有斗争。对于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讲从前的反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

  ⑥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8、69页。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千万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的汇报后说:我国海船吨位只占世界总吨位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现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他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发展地方工业和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⑦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2-74、77、78页。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要求非常严格。在他生前,几乎没有一首是不经过修改(有的经过多次修改)就公开发表的。这首词也不例外。发表时,将“欲学鲲鹏无大翼”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千万事”改为“多少事”;“革命精神翻四海”改为“四海翻腾云水怒”;“工农踊跃抽长戟”改为“五洲震荡风雷激”。题目改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在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毛泽东说: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

  ⑧同上书,第80-82页。

  毛泽东用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国际大势的基本看法和斗争意志。不论是书写古人诗作,还是他自己创作的诗词,都表现出一种豪迈气势和博大胸怀。

  讲到肃反,毛泽东认为交通系统的肃反数字太多了,叮嘱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⑦

  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1957年3月25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54页。

  苏联共产党对中共的围攻继续升温。一月七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随后,在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要阻止中共继续反驳。

  三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听取农业林业水利部门的汇报,包括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

  ⑩中央农村工作部简报《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1956年12月6日。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55页。

  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决定,先由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在会上致词,强调我们反对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并由写作班子起草第四篇答辩文章,这就是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三月十九日到四月十一日,听取财贸金融部门的汇报,包括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合作总社、粮食部、采购部、财政部、人民银行。

  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怎么办?需要有新的方针、新的方法、新的理论。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的新课题。

  当时毛泽东在武汉。一月二十五日晚,审阅了这篇社论稿,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二十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③

  从三月十五日到四月十一日,这十几次汇报的情况,没有档案可查。毛泽东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录。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同时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出来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并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听各部门的汇报,只能时断时续,但他终究坚持听完了最后一个汇报。

  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毛泽东运用矛盾学说来作出解释。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他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这一类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这篇社论点出了一些严肃的原则问题:要什么样的团结?在什么基础上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还是在别的纲领基础上的团结?社论明确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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