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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宣布接管

来源:http://www.parajumpers2012.com 作者:必威 时间:2019-11-03 06:25

  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关心的焦点。他最后还是在全会上作了十分肯定的“结论”。全会《公报》发表了他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③(③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这就以党的中央全会的名义,把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全面肯定下来。

  《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然而,一直留在外地的林彪对“批陈”问题仍不作一字表示。

  整党和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是毛泽东心目中“斗、批、改”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他很早就在认真考虑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特别是各地相继“全面夺权”后,党组织普遍陷于瘫痪状态,广大党员(除人民解放军外)也被停止了组织生活。随着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的相继建立,这个问题便迫切地提到他的面前。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请示:“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泽东审阅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面画了横线,批示:“应当这样做。”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复电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并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答复在已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毛泽东对复电稿作了很大的修改,主要是加写了一段话:“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致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复电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10月27日。)这段话显然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指导思想的。十一月五日,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又提出党要“吐故纳新”的问题。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谈话中,他强烈批评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针对外交部内部刊物上那个看法,尖锐地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次谈话中,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⑩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⑾”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林彪集团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他们已经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本:林彪不仅成了法定的“接班人”,而且通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军权;而在实行“三支两军”以来,军队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使林彪集团的权力和野心空前膨胀起来。但他们仍担心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可能。

  好事。”

  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

1967年1月21日

  同年六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③  

  ⑥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92页。

  “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

  四月六日,他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②(②毛泽东对林彪报送的《中央军委命令》的批语,手稿,1967年4月6日。)《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这个《命令》共有十条,通常称为“军委十条”。它的调子和重点,同一月间的“军委八条”有明显区别:“八条”的重点在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保持军队的稳定;“十条”的重点在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⑥

  在全世界面前,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和自信。

  毛泽东深深感到,必须用更大的决心,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制止这种造成严重灾难的派性武斗。

  对!’毛泽东高兴地连说了三个‘对’字。然后又说:

于是,陈伯达、江青等人便起草了一份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夺权斗争的贺电草稿,报送给周恩来。

  大会预备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最死不改悔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⑦

  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审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时写下批语:“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三月三十日,他又对河北省一位负责人在“批陈整风”会议上所作检查写了批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

  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

“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

  一九七三年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党内军内接连发生了两件事。

  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1月19日。

  我矛盾处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

  毛泽东对自己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始终深信不疑。他看到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并采取一些措施努力加以纠正,但看到社会上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又认为有必要维护“文化大革命”,不能因“支流”而忽视“主流”。他在同外宾谈话时尤其强调这个方面。

原来,上海玻璃机械厂在1967年初夺权后,建立起了一个“革命生产委员会”。这个“革命生产委员会”的职责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改变夺权后工厂生产无人过问的状况。

  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始终存在那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④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44页。

  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

  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许多造反派组织要求“以我为核心”,拉帮结派,对其他组织采取排斥或打击的态度,相互争权抢权,相互指责辱骂,派性武斗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地方党政组织和公、检、法部门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国民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许多人被任意批斗或遭到人身摧残,有的甚至被造反派残忍地迫害致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等,相继被残酷揪斗而含冤身亡。整个局势几近失去控制。

据闫长贵后来回忆说:在他给江青当秘书的整整1年中,江青无论是作报告或是发言,从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都是她亲自拟提纲。所以,秘书从来没有为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风浪磨炼的周恩来,深知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对江青一伙的反扑,他采取迂回的方式,避开正面的冲突和争论,在形式上作些让步。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此次外事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八月一、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样,会议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改变,还是要结合实际批判肃清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推动今后外交工作排除干扰、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⑤毛泽东对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给中央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报告的批示,手稿,1970年12月16日。

  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召开了一次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的会议。他先说:“找同志们来商量一件事,这个会是小组会一直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们商量了几次:中间开一次大会通过报告和党章;然后搞选举,再开一次大会,结束。”“另外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在北京市小组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他接着从两个方面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面继续对敌情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一面又强调要谨慎,不要扩大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矛盾心情。他说:

  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他回头又叮咛了一句: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手稿,1973年3月10日。

  ⑨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3日。

  全会上,有一些人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在闭幕会上特地谈了这个问题。他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31日。)这样,把要开除邓小平的主张平息了下去。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很大的阶级斗争。”

  ①周恩来就中共十大准备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7月4日。

  “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历五十年来,没有分裂过。”“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军下边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我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如‘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马克思、列宁呢?还有恩格斯呢,斯大林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是不对的。通常一句只能顶一句,有时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另一个问题,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这次谈话后,至今还未有什么反应。”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时,特地把正下放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找去参加,对他们说:

  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

“你再说一遍,我记下来传达给林彪同志。”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等的谈话追记记录,1973年12月9日。

  ④[唐]杜牧:《七绝·赤壁》。

  对因所谓“二月逆流”而受到批判的老干部,他也一再表示自己的态度。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他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②(②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的批语,手稿,1969年1月3日。)二月十九日,他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请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一开始就说:“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又问李富春等:“今年的计划,五年计划还有两年,你们在搞吗?”他还说:“总之,许多方面要改革。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现在下去走一走,可以早去晚归,或者带包袱去住个把星期。”“国内问题要注意调查研究,搞点材料,提出意见。”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2月19日。)

  局势实际上在继续恶化。随着解放军越来越深地介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自身也就越来越深地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他们的任务是要“支左”,但各地几乎都存在两派或几派自命为“革命左派”而又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难以正确判明应该支持的是哪一派。一旦支持了这一派,总是立刻引起另一派或几派的猛烈攻击。军队内部的意见也往往并不一致,有的部队支持这一派,有的部队却支持另一派。

“这就看毛主席您的态度了。”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8月4日。

  毛泽东当然已看出庐山会议这场风波同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刚规定的“接班人”,对林的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而且这场风波的幕后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弄清,因此,他把批评集中地指向陈伯达一人,而对林彪仍不去触动,而采取保护的态度。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手稿上,最初在讲到陈伯达搞的“天才语录”时曾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应为九条。——引者注),如获至宝。①”但文件印发全会前,他又删去了这句话,并把修改件给林彪看。

  是特务,是个好人。搞专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准确,

  为了扭转这种混乱局势,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前后,经他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八月二十五日),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九月五日),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九月十三日),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九月二十三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十月十四日),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十月十七日),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十一月十四日)。这一系列措施,目的都在稳定局势,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纳入他预期的轨道中去。

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的保护下,登车回了中南海。王光美则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毛泽东在批语中尖锐地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他批评叶群等:“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关于“天才”问题,毛批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在叶群说到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旁,毛泽东批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叶群检讨中讲到“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毛泽东看出此中大有文章,反映出事前是经过密商的,在下面画了两道横线。尽管对吴法宪、叶群的书面检讨十分不满意,毛泽东这时仍强调:“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③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日到十四日,听取并讨论通过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第二阶段,从十五日到二十四日,酝酿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共开了三次全体大会,其他时间是小组讨论。

  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

“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

  ①毛泽东在叶飞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3年6月21日。

  苏联方面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动作,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六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七月十一日,陈毅等老帅提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八月下旬,毛泽东先后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地军民“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谅解协议。会谈中,周恩来就最近苏方对中方进行核威胁一事向柯西金提出严词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④两天以后,周恩来将会谈情况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了汇报。九月十六日晚,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二十九条),其中第二十二条是他加上的,即:

  招呼的,特别是后来十月的工作会议。不要以为通过了

  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

1月6日下午,在快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的电话铃声响了。刘少奇、王光美都在家中,王光美接过电话,耳机里传出了急促的声音,说: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⑦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确的;也有人说呢,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

  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

“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接着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南巡途中,毛泽东还敏锐地觉察出一些不正常的可疑迹象。

  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

  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陈丕显过去的功劳没人抹煞,但他解放后生活腐化,连住房门上的扶手都经常用红外线消毒,又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应该靠边站,接受群众的批判吗?”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9月14日。

  十月一日,是国庆二十周年的日子。尽管战争阴云密布,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仍照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接连采取若干行动,回应来自对手的挑战:九月间,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对防止对手发动突然袭击,作好精神、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国先后成功地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新华社在有关报道中说,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新成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核垄断的“一个沉重的打击”。⑥

  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

  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

“好。马上把贺电发出去。”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⑦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⑧

  毛泽东已经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林彪背地里仍继续坚持唱反调。这是很反常的现象。五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⑥

  “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

  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

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来到京西宾馆,一边往里走,一边和站在前边的各地领导者握手问候。他看到身材高大的王恩茂站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就走过去,和他握手,他说:

  这年春天,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以召开四届人大。②十大闭幕不久,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九月中旬举行会议,商议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会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③

  毛泽东已经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林彪背地里仍继续坚持唱反调。这是很反常的现象。五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⑥

  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央

  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在会上发了大脾气,讲了一些在气头上分量很重的话。他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周恩来劝毛泽东不要这样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得好。这样,缓和了一下空气。毛泽东的气也慢慢消下去了。当时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进行批评的生活会,他们三人停职检查。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都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8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⑤”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⑥

  九月三日,他在杭州对浙江省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说:

  么样?”“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作工作,不要只管一

  二十一日凌晨二时,毛泽东在专程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具体安排下,乘车离开东湖宾馆去机场,上午十一时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虹桥宾馆。这是他在一九五八年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坐飞机。一离开乱哄哄的武汉,他的头脑就开始冷静下来。毛泽东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随同毛泽东从武汉飞抵上海的杨成武,叙述了毛泽东在二十四日晚同他的一段对话: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②在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1973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提出处理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当中,对李雪峰的认定和处理与事实不符,属于错案。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

  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驻蒙古)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但是,在各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违背政策、逼供信、造成冤假错案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造成不少悲剧。这同当时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泛滥、政治气氛十分紧张有关,也同毛泽东对敌情的过高估计和采取的错误方法直接有关。

  冷静的思考,对武汉军区领导的看法,比较实事求是

1月10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1967年1月9日在、发出》。

  ④陈士榘:《沧桑深情――忆毛泽东同志》。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9、120页。

  从五月到七月,毛泽东先后会见了十几批外宾,同他们分析国际形势,谈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会见外宾最多的一段时间。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悔改,难道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都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们讲钱伟长、梁思成(钱是著名力学家,梁是著名建筑学家。——引者注),可以作为典型,要找标兵嘛!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有的人和美国、国民党有关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摆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调,又搞不清楚问题,盲目地乱跑,结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问题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开始有些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

  毛泽东所说的“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这句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如何处理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难以解决,急着去解决也解决不了,而现在似乎快到时候了,应该提出批评那些“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的“极左派思想”。

于是。毛泽东提笔写道:

  ③周恩来就十大准备工作等问题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7月10日。

  二十八日,他在长沙接见广东、广西的负责人韦国清、丁盛、刘兴元,说:

  九大的准备工作,除起草报告外,还要产生代表。毛泽东对这件事过问得比较少。他只在一月间从一份《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主张江青为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④(④毛泽东在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1969年1月11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上的批语,手稿,1969年1月。)二月份,他在周恩来关于九大代表人选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⑤(⑤毛泽东对周恩来1969年2月5日报告的批语,手稿,1969年2月。)三月三十一日,又在周恩来送来的关于徐海东参加大会主席团的报告上批示:“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请考虑酌定。”⑥(⑥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徐海东参加中共九大主席团问题报告的批语,手稿,1969年3月31日。)

  九月三十日,他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汶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他又说: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①(①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9月30日。)

伯达同志和小组同志们:

  ⑦毛泽东会见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73年8月2日。

  ③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

  那时,军队自身同样处在严重混乱中。各地在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领头下,也在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徐向前说:“军队不同于地方,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不能和一般单位那样搞大民主,否则就会搞乱,搞瘫痪,要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像地方一样一轰而起,就没有办法控制。”叶剑英说:“军队要稳定,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7年1月11日。)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

  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

  这件事不能不使他联想到一年前林彪擅自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的“第一个号令”这个举动。去掉了“毛主席和”几个字以后,就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了。这不是一般的提法问题,而是一件大事。只是因为周恩来汇报这场争论的情况时,黄永胜也在场,毛泽东对这类重大问题还需要观察,故意没有把话说得那样明白。

  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

  手里。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

  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九月五日、六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有人透露的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觉得自己“末日”即将来临的林彪一伙终于作出疯狂的决定:要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七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八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多次召集“联合舰队”成员密谋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林立果宣称:现在首长(指林彪)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美国一种战略远程轰炸机型号,林立果等用作对毛泽东的代称。——引者注)搞掉。“联合舰队”成员、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被指派为在上海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

  九大最后一个议程是选举中央委员会。从四月十五日起,代表们开始酝酿和进行预选。它的程序是:根据主席团通过的《关于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先由各地各单位的四十五个小组提名,再经主席团秘书处整理后提出统一候选名单,经过协商和预选,再拟出名单,提请主席团通过后,作出正式候选名单提到大会进行选举。由于林彪和江青都力图多选一些自己方面的人,暗中争夺候选人的斗争异常激烈,使酝酿和预选时间拖长,原定二十一日选举和闭幕难以做到。二十三日,毛泽东又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各大组部分召集人开会,把名单增加了五人,共二百七十九人,其中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候补委员一百零九人,作为正式候选人。毛泽东在会上说:“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总的看来,头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占多数,七次大会、八次大会没有这次大。八大的老人只五十三位,新排的二百多人,五个占一个,五分之一不到。再一个就是产业工人、农民都增加了,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生产。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他在本单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县做工作,如果脱离生产就和我们一样。”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谈话记录,1969年4月23日。)可见,他十分看重要在中央委员会中增加不脱离生产的工人和农民,把它看作一项重要改革。第二天,九大举行第三次全体大会,经过无记名的等额选举,选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九大随即宣告闭幕。

  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人毫无根据地看作是“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认为只有靠“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靠“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结果只能导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混乱局面,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没,没有打倒,还在监督工作。监督工作不能算是打倒嘛。”

  ③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谈话记录,1973年3月26日。

  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和批准,中共中央把这次谈话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

  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

  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去找江青,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当晚他们向毛泽东汇报。陈毅提到的延安整风这件事,触怒了毛泽东。据王力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上海已由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贺电写得很明白。”

  尽管毛泽东的意志、权威仍不容置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力难从心的这位老人的内心却变得愈来愈矛盾,也愈来愈沉重了。

  对解放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也一再强调。到武汉前十来天,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⑧”当听取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他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他还说:“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⑨”在武汉,他对当地负责人说:“下点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⑩”六月二十八日,他在湖南对当地负责人说:“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指“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引者注)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⑾”七月八日,他在浙江对当地负责人说:“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他还详细地询问了浙江工业配置情况、新安江水电站生产情况,并谈到修建杭州到长兴的铁路问题。⑿

  “好久不见了,你们搞得不错啊!你们应该换一换:

  这篇社论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震动,社会上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了,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要读黑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还要读狄德罗的《机械人》。

  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

  在这篇仅有七百字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揭露了陈伯达等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并且把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高度,成为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多见的一篇理论性的文章。

  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①(①毛泽东

  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

1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江青不经过毛泽东同意,也不讲任何策略,专门接见了新华社人员,把陶铸的问题捅向了社会。

  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的二十多天里,毛泽东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的主要领导人谈话。他到处都谈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庐山会议的问题。许多话都讲得很坦率。

  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头呢,证明

  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

这一天,徐向前见林彪尚无回音,就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⒁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飞机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林彪一伙的叛国面目终于彻底暴露。

  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

欲知其它省份的夺权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第四天,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他一开始就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他说:

  ⑨毛泽东在听取军委办事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9年5月26日。

  了一点,就好讲话。”“把人家既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

  九月四日,他在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着重谈了如何控制局势的问题,说:“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要解放一大批干部,对!”“有的‘四大’(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引者注)搞得很惨,何必那么搞?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②(②毛泽东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4日。)

“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⑨

  四月初,毛泽东审阅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稿,写下一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③”他在稿中删去的话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无用的”和“引起别人反感”因而删去的,几乎全是人们所熟悉的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党的九大作准备的。会议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②(②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见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既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决战的关键阶段”,已经进入“正题”,在毛泽东看来似乎胜利在望,尽管现在依然是“天下大乱”,下一步该“达到天下大治”了。但他也发现事情的发展不完全如他设想的那样。他在这次谈话中说:

“我还要你来教训?”

  ②张春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72年11月30日、12月4日。

  ⑩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办事组报告上写的批语,手稿,1971年2月。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又谈到高等学校的问题。他说:“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但是说人家是国民党要查明有据。所谓国民党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①(①毛泽东同一个外国

《赞“革命生产委员会”》一文称赞上海玻璃机械厂的工人造反队向走资派夺权,成立了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革命生产委员会,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壮举。

  ③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量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日程等。会上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到会的几名常委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最后,他严厉地告诫道: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⑤

  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抓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

谭震林紧追不放。江青说:

  ⑿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3月29日。

  ⑩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办事组报告上写的批语,手稿,1971年2月。

  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

  毛泽东原来以为“文化大革命”到这年二、三、四月可以看出个眉目来,后来又加上一个五月份,而且采取了军事管制等一系列力度较大的措施,想把运动尽快引入他所预期的轨道。可是,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事态的发展便不依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各地派性武斗日趋严重,局势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⑧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记录,1969年5月19日。

  他如此强调团结和胜利,显然认为经过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取得决定性胜利,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今后就是要在由九大肯定下来的这个新格局基础上团结起来,取得更大的胜利。

  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

“平平的腿好了吗?”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你不讲,人家也记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又说:“如果不是他(指林彪。——引者注)交代叫听她(指叶群。——引者注)的,为什么四个人(指黄、吴、李、邱。——引者注)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

  四月十四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九大的第二次全体大会。会上,先后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九人发言。孙玉国是来自珍宝岛前线、同苏联入侵军队作战的基层指战员代表。他上台时和发言结束后,毛泽东都站起来鼓掌,同他握手,并且说:“坦克、装甲车、大炮、飞机,我们都要,但是主要要靠我们步兵的勇敢。”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14日。)这次全体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是

“1、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2、我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在“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看来,“反修防修”仍是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担心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军们“少文”,希望他们能够像读懂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样读懂中国的现实政治,说到底,也是为了这件事。

  康生讲完后,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①

  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

  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来到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把一份讲话记录交给杨成武,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还谈了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他后来对外宾说:“在一九六七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①(①《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83页。)

“朱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有没有?”

  ⑩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1972年8月1日、2日。

  ⑩吴法宪向毛泽东写的书面检讨,原件,1970年9月29日。

  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

  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闹京西宾馆”。

  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是他同年的第二次访华之行。这以前,基辛格在二月访华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inHand。”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⑦”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毛泽东说:“哎,一样。⑧”美方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

  对全国的工作,毛泽东仍按原定部署进行。八月中旬,他提议在“十一”后召开已因庐山会议风波而推迟了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以前举行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抓紧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

  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的谈话到晚上十时才结束,他很客气地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这时,刚好有几个招待所的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同陈再道、钟汉华一一握手,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22页。)

“我是没有资格教训你,在你眼里只有论资排辈,等级差别森严。但我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平等的。实际上有些人就是落伍了,光看到真枪真刀的敌人,看不到隐藏很深的敌人;光能革别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这些人应该想一想,我们革命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是不是还在继续革命,还是不革命了,甚至把革命拉向后退?走资派不是天生的,是逐渐形成的,也不是名牌标价的,而是他自己的言行确定的。”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⑧

  三十日,他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开始就说:

  严重问题。如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

  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③(③谭震林给林彪的信,原件,1967年2月17日。)林彪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了“已阅”。

毛泽东看了这两个电讯稿,在批示中写道: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⑥”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停止了。

  “怎么样?你们吹了两天啦,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指批陈整风汇报会。——引者注)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指黄、吴、叶、李、邱。——引者注)的检讨。”“都认为这个问题解决啦,作了总结嘛,其实还没有解决。”“这一次比前九次(指中共党史上的九次路线斗争。——引者注)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没有作个人结论。是要保护林副主席。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那一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我说的这些超过九十九人会议总理那个总结的,不过是作个人意见提出来。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不太好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吧?可是一说不行又慌了手脚。起先有那么大的勇敢,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你看才几天嘛。翻来覆去的,说明他们空虚恐慌。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收回呢?”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

  社论内容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着冲锋陷阵作用的一直是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四个多月后的这篇社论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主要特点的第一条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社论还写道:“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话说1967年1月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在接见赴广州揪王任重的代表团时,点名批评了陶铸和王任重,说他们都是执行刘少奇那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8日。

  ⑾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8日。

  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

  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王恩茂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唐突地回答了一句,他说: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③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几天后,他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内部参考特刊所载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他还在这份材料的一些话下面画了粗线,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跟在群众后面,看着群众这样乱揪斗下去,当群众的尾巴呢?还是站在群众前头,引导群众,指导运动,把群众运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呢?”“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在材料中“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下面,还画了双线。②(②毛泽东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第1220期上的批语,手稿,1968年5月19日。)这份材料,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全国。

  一月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人民解放军奉命陆续派出280多万名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工作。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④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页。

  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

  这天发生的事情,被称为“七二。事件”。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人,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时称“一月革命”。

  ⑾据周恩来在十大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8日。

  ①毛泽东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的谈话记录,1971年9月3日。

  8日。)

  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主席,谁也不会

“那个时候没有搞‘喷气式’,最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

  ⑥据1969年10月4日新华社报道。

  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

  泽东这里指的是‘大批判’阶段。那两篇文章都是批判刘

“党政机关已经够乱了,难道还要把军队也弄乱吗?”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泽东都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

  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

  “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的风浪。二十七日,外交部干部唐闻生、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两天后,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②(②毛泽东对唐闻生、王海容来信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29日。)

1、此两件很好。2、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以后,开一个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十大开会的方法和以前有些不同:先在各地区、各单位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为大会准备的三个文件,提出意见。这样做,为的是缩短大会的时间。

  ④周恩来同柯西金会谈记录,1969年9月11日。

  从四月二日起,开始分组讨论这个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在党章修改草案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错误理论,还十分引人注目地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不仅严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而且很快被事实证明是十分荒唐的。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回忆道:

  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①(①毛泽东

“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两个报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散会时的情况,护士长吴旭君作了这样的回忆:

  十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宪法修改草案。会前,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等“斗争”。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很有心计的张春桥没有再作争辩,宪法草案稿顺利地通过。林彪又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指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引者注)会有大的斗争。②

  接着,林彪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报告分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

“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泽东很看重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件事,把它看作稳定局势、着手建立新体制和新秩序的关键。三月间,他提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他还说:“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③(③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这些话,在稍后不久的“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以黑体字刊出,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主要关注点所在。

  陈再道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曾是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主力之一的第二纵队司令员,性情耿直,办事果断。二月间,周恩来曾把他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找去,要他们集中力量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1、318页。))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曾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且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使生产形势得到迅速扭转,但也引起各造反派的不满,引起林彪、江青等的注意。四月六日“军委十条”下达后,武汉地区的形势立刻出现大的反复。造反派组织公开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把陈再道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对准武汉军区。江青四月十六日在北京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这样,武汉局势更加混乱了。造反派贴出的标语、漫画、大字报上,提出“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等火药味极浓的口号。五月十六日,同这些造反派组织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在“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百万雄师”联络站,队伍迅速扩大。六月四日,鉴于当时严峻的局势,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正确、重申不得为工人总部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某些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但两派组织对这个《公告》都不满意: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加凶了;“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先到武汉的周恩来对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②(②《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1、318页。)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到达武汉的。

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厅里,20多个与会者各有各的心思。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更关心他的老部下陈丕显,他问道:

  ⑤李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系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的工作。一九七二年,李因公安系统肃清极左思潮不力并继续排斥老干部,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此案后经调查,证实李确系自杀。

  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

  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

  在局势没有明朗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当天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危言耸听地说:武汉形势不好,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①(①《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84页。)这封信由军委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带着坐专机送到武汉。毛泽东一时也把情况估计得很严重,怀疑是不是由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策动的一场“暴乱”,决定立刻离开武汉。

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结束了。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叮嘱他说:

  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

  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

再说1月6日晚,毛泽东把刘少奇1月5日的请示信批给周恩来,他写道:

  在此期间,毛泽东批示将两封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⑤

  ④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汪东兴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70年8月24日。

  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①(①中共中央、国务院、

  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

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等人。参加会见的是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⑥周恩来就处理李震案件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7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

  ①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0年11月1日。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到处指使并支持造反派采取极端行动,制造事端,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毛泽东决定采取对他们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沉重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不小震动,对遏制局势进一步恶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

  ⑩周恩来在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的插话记录,1973年11月2日。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从一九六七年五月到一九六八年十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集中力量“狠抓刘少奇自首变节问题”。这项专案工作完全在江青直接控制下进行。担任专案组组长的谢富治曾明确批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③(③谢富治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报告的批语,1968年2月26日。)专案组采用刑讯逼供、断章取义、弄虚作假等极端卑劣的手法,制造出大批伪证材料;而对否认刘少奇有“变节”行为的材料,或当事人推翻过去因逼供而被迫提供伪证的声明(如与刘少奇同时被捕的人在残酷逼供下被迫写过刘少奇自首变节的伪证,以后多次书面声明那份材料是不真实的),全部扣下不报。这些伪证材料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对外国朋友说:“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四次被捕。现在有人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一九三六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①(①毛泽东同万捷尔•莫依修、缪非特•穆希谈话记录,1967年8月16日。)他对有些材料也存在怀疑。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他同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曾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一九四六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中共地下党员、医务工作者。——引者注)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是耍我们的。”周恩来接着对抗战前夕一件材料说:“说刘少奇当时去南京,见过孙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但总的说来,毛泽东相信了这些伪证材料。他在这次讲话中又说:“还是一个不杀好,留下来的人总有用处嘛,一可以劳动,二可以当证人。例如刘少奇在东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当时审讯他的人。如果都杀了,这些证人也就没有了。”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8日。)五月二十日,他说:“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20日。)七月下旬左右,刘少奇这些被严重诬陷的“罪名”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层认可。

  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

“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①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心里已大体明白了。八月三十一日,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

  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他在这年年底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①(①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据当时从近处观察他的人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毛泽东皱着眉头,又问道:

  ⑨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在毛泽东一再指责下,黄永胜等不得不在二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有关军事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上,对庐山会议和“批陈”问题上所犯错误进行“自我批评”。随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也分别交出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没有公开向大家讲,结

  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

1月5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这份报告,首先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肯定九大以来党中央领导的各项工作。关于粉碎林彪反党事件,报告认为这是“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报告对林彪等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进行批判,又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据以提出:作为反映国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注意“抓大事”,以主要精力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报告强调: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鉴于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应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努力完成国家计划。

  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两天以后,林彪也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江苏省苏州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

  命,让历史家去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1月7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要刘少奇做检查的行动。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他又说:“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

  《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

  一件事促成了这种不满的爆发,那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二月十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①(①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十二日,他又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批评中央文革成为“独立王国”,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上海一月“夺权”后,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下,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文汇报》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的社论。毛泽东批评道:“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①(①毛泽东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记录,1967年2月12日。)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

1月24日,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将军队文革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表示,要向毛泽东报告。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后,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这项繁重任务,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再一次强调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因江青等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取得结果。十二月十八日,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已四个月后,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⑦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决断不可。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示。

  下午,毛泽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随后,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正在气头上的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⑥

  十月三十一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最后一天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十月十八日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对《审查报告》的内容以及审案情况一无所知,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第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囚禁处含冤而死,终年七十一岁。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起最大的冤案。

  在江西,他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①(①毛泽东同程世清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17日。)

他又转向大家,问道:

  邓小平的复出,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接到毛泽东的批件后,周恩来立刻将此件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见到传阅件的林彪却保持沉默。

  (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

  在上海期间,为了遏制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有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谭震林仍然不依不饶。周恩来生气地说: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过了一个星期,林彪突然打破了沉默。

  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

  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

林彪当即召集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开会,商议并拟出了关于军队文革的7条规定:1、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2、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3、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4、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5、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6、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7、不准串联。

  另一件事,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刚调去不久,没有调动。这是对各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一次大调动。

  八月三十一日,他在江西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谈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谈了他在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特别讲到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的说法是不对的,也讲到南京军区等的工作。

  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①(①张耀祠

  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⑧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2月14日。

  这件事不能不使他联想到一年前林彪擅自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的“第一个号令”这个举动。去掉了“毛主席和”几个字以后,就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了。这不是一般的提法问题,而是一件大事。只是因为周恩来汇报这场争论的情况时,黄永胜也在场,毛泽东对这类重大问题还需要观察,故意没有把话说得那样明白。

  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

  九月九日晚间,他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他特别关心“大联合”问题,把它看作解决各省问题、改变当前严重混乱状况的关键。他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主要是找各方面的人谈话,多做思想政治工作。他计算了一下,说:现在有七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是比较好的,还有几个省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十个省,形势就很好了。

“‘九大’刘、邓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八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⑥据1969年10月4日新华社报道。

  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没有做过大坏

  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各地造反派组织更加无所顾忌地冲击军事机关,大肆抢夺武器弹药,全国范围内的流血武斗继续升级,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资产蒙受巨大损失,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

“不要你口头传达,我亲自给他写两句话,你给他捎去。”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

  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⑤毛泽东对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73年11月25日。

  ⑥毛泽东听汪东兴汇报后的讲话记录,1971年8月21日。

  误的话,过一个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能解放他

  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

“区别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既有理论上的根据,又有现实中的标准。你到群众中去看看大字报所揭发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有问题,更不都是走资派,只有阶级敌人才混淆是非,搅乱阶级阵线。”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离别之际,六十八岁的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干二十年!”⑧“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没有把邓小平整垮,更没有使他屈服。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

  在北戴河的两天里,周恩来等连续同林彪谈话。林彪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对最近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也表示“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说“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陈引向深入。但是,他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他将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⑤

  “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

  ‘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在什

“为什么夺陈丕显的权,他可是红小鬼出身,出生入死的老革命。”

  ①周恩来就送审基辛格访华公报稿事给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报告,手稿,1973年11月14日。这个报告经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成员圈阅。

  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到会。毛泽东在审阅上报的与会名单时提出,要增加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三人。除陈毅因病住院外,徐向前、聂荣臻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指出黄永胜等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曾给十九日回京的林彪送去会议文件和毛泽东有关批示,并示意林彪到会讲话,但林却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要出席会议的意思。⑧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

  他作检讨,争取一个。”’“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

谭震林脸红脖子粗地喊道:

  三月九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⑩”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⑾”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定。

  四月上旬,吴法宪、叶群按照林彪“要求”,分别向毛泽东交上他们重写的检讨,其中不过是重复过去的一些观点,又拼凑一些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没有也不可能触及他们的后台林彪。十一日,对林彪等已不抱多少希望的毛泽东批告周恩来:吴、叶的检讨“我已看过,可以了。”他要求把吴、叶的检讨连同黄、李、邱三人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⑦

  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

  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③(③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39页。)他提出要到湖北、湖南去。

评论员文章中还写道: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⑤毛泽东同刘丰、刘建勋、王新等的谈话记录,1971年8月16日。

  人还关在地下室。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

  ‘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

刘少奇和王光美一共生育有4个孩子:女儿刘平平,儿子刘源源,女儿刘亭亭,女儿刘潇潇。刘平平在刘少奇所有的孩子中排行老六。

  隔了四天,毛泽东年满八十周岁。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陈士榘回忆见到毛泽东那天的情景: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六月二十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尼雷尔讲到帝国主义要颠覆某一个非洲国家时总要在它内部利用一些工具。

  七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在座的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郑维山。毛泽东对周围的一切仍不很在乎。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他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湖北省副省长。——引者注)都不要打倒。”当谢富治汇报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时,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要解决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他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72,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毛泽东最后说:“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①(①毛泽东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7年7月17日。)

“《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

  批判极左思潮的逐步深入,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但也引起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政治野心和煽动极左思潮方面,同林彪集团并没有什么两样。

  九月十四日下午,已经连续工作两昼夜的周恩来从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发来的特急报告中,确知正是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他立刻要汪东兴向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据汪东兴回忆:

  几天后,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又写来报告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③(③毛泽东对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7月21日。)

  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从下文看,毛

刘少奇一听,明白毛泽东还不了解真情,就说: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偕李先念等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⑿”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⒀”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林彪飞机越出国境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一事,并研究部署各种应变措施。当晚二十二时十五分,空军司令部送来报告:十八时零四分,蒙古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二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因此,从十八时起进入一等戒备。周恩来立刻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②

  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

  九月十九日,他在武汉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重点放在他正考虑的下一步工作部署上。他说:“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一月份召开。”“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要不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人民代表大会?”“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④(④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19日。)

毛泽东看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道:

  ⑩耿飚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的二十多天里,毛泽东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的主要领导人谈话。他到处都谈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庐山会议的问题。许多话都讲得很坦率。

  十月一日,毛泽东同各地工人代表和首都五十万军民共度国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当巴卢库讲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伟大胜利时,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在各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也已占统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巴卢库问:“你们党快要开代表大会了吧?”毛泽东回答:“是的。要总结工作,选举中央领导。”“所有的工厂都要来一个改革。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都要来一个改革。要发动群众改。”①(①毛泽东同巴卢库谈话记录,1968年10月1日。)

  海、山东。”

“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毛泽东气愤地说。他侧过身子,又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②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在毛泽东已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林彪仍一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表现出意见分歧。

  没有用了。我不赞成。小萝卜头有用,但他们没有经

  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

不久,毛泽东又要军队承担“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任务。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说过:“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⑨

  ⑧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一”社论稿事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0年7月28日。

  不那么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好像我们

  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

“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1949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谈话记录,1972年12月17日。

  南巡途中,毛泽东还敏锐地觉察出一些不正常的可疑迹象。

  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①

  当毛泽东看到各地因派性纷争而致使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情况后,焦虑地批道:“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③(③毛泽东对沈阳军区一份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3日。)当他看到打着“革命”旗号起来夺权的造反派内部情况相当复杂时,在一次谈话中说:“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①(①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3月16日。)以后,《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一篇社论时,又在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②(②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谭震林一听就要蹦起来,这时工作人员报告说:

  四月一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引者注),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⒂十二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个场面。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⑤

  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党要“吐故纳新”那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②(②见《红旗》杂志1968年第4期。)毛泽东在审阅《红旗》目录时,把这篇社论从第四篇调到第一篇的位置上来,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这时还只在个别单位进行整党试点,到九大召开后,整党工作才逐步普遍开展起来。

  了。垮了,还依靠什么?”“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

据李作鹏后来回忆说:“1967年1月21日下午2点30分,陶勇被人发现死在海军招待所后院花园里的井里。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调查,最后认定是自杀。我们马上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做出了他是 ‘畏罪自杀’ 的结论,同时上报中央和军委。这个问题,同样我和萧劲光也是一起研究过的,他也是这样的意见,他说:‘可能是自杀,没有更为可信的其它证据。’以后这个问题弄得非常复杂,他家里的人断言是他杀。但是折腾十几年,把我们抓了以后有关方面继续调查,也没有找到他杀的根据嘛。”

  这件事是毛泽东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由他主持召开。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

  毛泽东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份。这个月初,毛泽东的老朋友、党外人士章士钊写信给他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十日,毛泽东复信章士钊说:“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①(①毛泽东给章士钊的信,1967年3月10日。)十分清楚,这里说的“个别人”是指刘少奇,所谓“情况复杂”是指历史情况“复杂”。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涉及刘少奇二十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控制下,这个专案组实际上成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二十三日,毛泽东对戚本禹所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作些修改后批示:“看过,写得很好。”②(②毛泽东对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23日。)这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所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谁都看得明白是指刘少奇。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后,对刘少奇的“大批判”立刻大幅度升级。

  他特别关心工人中分裂为两大派的问题,说:“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在武汉开会,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啊!”当有人谈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反到底”组织提出要以它为核心时,毛泽东说:“什么核心?核心是实践中群众承认的,不是自封的。”①(①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9日。)

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批示道:

  ①毛泽东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日。

  八月十六日,他在武汉同湖北、河南的负责人刘丰、刘建勋等说:

  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

林彪当天即将7条规定报送毛泽东。

  这时,他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谈发动群众“造反”,也不再说“乱是好事”,对过去几年里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一再表示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但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在丰台,毛泽东约见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向他们讲述了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他又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找了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九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他最后说:“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⑧”下午四时多,毛泽东回到中南海休息。

  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在当天整理印发了一份《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三十日,又重印了这份“传达要点”。重印时增添了一些话,其中最重要的是:“主席的指示精神,是要我们欢迎和支持首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少数有武斗的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劝说学生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们支持、尊重人民解放军。”①(①《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重印本,1968年7月30日。)北京市由大专院校红代会出面召集四十四个大专院校的代表进行传达。有武斗的六所院校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收缴武器。聂元梓、蒯大富等在大会上作了检查。

  这些冲进来的人,目标只是要揪王力去回答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这时已到了武汉,更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也没有冲向毛泽东所住的梅岭一号。但是这样多的人、包括相当多的军人气势汹汹地冲人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在一片混乱中确实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发生了“兵变”。

王光美正想详细问一下,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就在此时,电话铃再度响起。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队打来的,说刘平平骑自行车在六部口附近被1辆汽车撞伤,正在抢救,要求亲属尽快赶往医院。王光美因为周恩来曾经要求她不得离开中南海,以防不测,所以,王光美就让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先去医院看一看。刘亭亭走后,王光美放心不下,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车去了医院。

  十月中旬,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④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一九七0年三月八日,经过长期考虑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三月七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要汪东兴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第二天晚上,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正式传达。到会的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商定组成工作班子,立即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

  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我看解放军垮不

“批判批判,难道你们就不应该受批判?现在一切都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未免太霸道了吧?!”

  十月二十一日,发生了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⑤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后,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⑥

  毛泽东到南昌时,听取江西省负责人的汇报,引起他注意的主要有三点:一、这年七月周宇驰曾两次秘密来江西活动;二、庐山会议期间叶群确有“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说法;三、林彪之女林立衡关于“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警告。据陪同毛泽东南巡的张耀祠回忆,听了这些反映后,毛泽东“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

  专政,依法惩办。”①(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

第二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印发的“智擒王光美”的传单,飞向四面八方,成为轰动全国的“爆炸性新闻”。

  ⑨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3日。

  九月九日下午,心绪难以平静的毛泽东离开庐山。

  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

  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①(①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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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手稿,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12月18日。

  八月三十一日,他在江西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谈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谈了他在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特别讲到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的说法是不对的,也讲到南京军区等的工作。

  在当时严重混乱的局势下,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毛泽东那样强调“吐故纳新”,表明他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能按照他所设想的模式来改造和重新组织党的队伍,这不仅无法做到,而且产生了不少弊病,有些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就在这时被拉进到党内来,甚至担任了领导职务。

  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3月13日。)

“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有一部分你们可能知道。例如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斗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究竟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针和政策,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

  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记录,1973年8月23日。

  四月十一日夜,林彪在苏州通过秘书向中央政治局值班人员打电话转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④

  同尼雷尔谈话记录,1968年6月21日。)

  据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③(③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页。)

与会者大多都发了言,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大手一挥,说:

  ⑧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5月20日。

  四月十一日夜,林彪在苏州通过秘书向中央政治局值班人员打电话转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④

  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

  林彪、江青等却抓住“七二。事件”,变本加厉地进行煽动。七月二十二日,江青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时说:“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现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④(④江青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7月22日。)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杨成武回忆道:“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⑤(⑤《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94页。)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乘机在军内清除他心目中的众多异己力量。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①(①《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

毛泽东想起在北京的街头上出现了“打倒朱德!炮轰朱德!”的标语。他明确表示说: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九月六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要林彪主持闭幕会议。这时,主席台上已没有陈伯达。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拉就上来了。”

  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

“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夜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着眼点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②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21页。

  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

1月2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红卫战报》的一篇题目为《赞“革命生产委员会”》的文章。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到会。毛泽东在审阅上报的与会名单时提出,要增加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三人。除陈毅因病住院外,徐向前、聂荣臻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指出黄永胜等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曾给十九日回京的林彪送去会议文件和毛泽东有关批示,并示意林彪到会讲话,但林却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要出席会议的意思。

  “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

  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

“军队应该表示态度了。你看山西就比上海又有创造,军队支左是个好典型。”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主要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而吸收这些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③毛泽东在叶群书面检讨上写的批语,手稿,1970年10月15日。

  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

  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把目光转向陈伯达,陈伯达吞吞吐吐地说:

  ⑧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473年11月12日。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62-65页。

  这些谈话进一步表明,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已不在继续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把落实政策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一部分被打倒或受到批斗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陆续得到“解放”。紧张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但毛泽东这些话仍是在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个前提下来讲的。这个时期内,他仍然在说:“解放以后十几年,被资产阶级包围,被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坏人包围着。”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11月4日。)这时,林彪、江青等人和他们操纵的造反派组织仍有相当大的势力。被“解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必须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和接受“再教育”,并被要求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却不涉及他们被打倒或受到批斗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偏差。相当一部分受到错误审查或处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仍没有得到“解放”。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干校“劳动锻炼”。这样,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同杨成武等谈话时批评王力,并且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他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9日。)过了十来天,他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③(③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

“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引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⑿

  ⑤周恩来等七人在北戴河林彪处谈话记录,1971年3月30-31日。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1968年7月3日。)

  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

“谁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应该受到批判,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夺他的权。没有人例外。”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⑨

  ⑤毛泽东审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送审稿)》时加写的口号,手稿,1969年9月。

  “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

  这时,刘少奇等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毛泽东说的“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指的显然已不只是刘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并且具体地说明大体上是指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1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文汇报》1月5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一个经过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语。按语中写道:

  ①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3日。

  接到毛泽东的批件后,周恩来立刻将此件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见到传阅件的林彪却保持沉默。

  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

  十多天后,他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更透底。他说:

“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他在莫斯科写文章反对我们。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少奇、邓小平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

  ⑨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8、39页。

  ⑦毛泽东同华国锋的谈话记录,1971年8月25日。

  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

  既然毛泽东依然认为“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他对当时全国混乱局面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后果仍缺乏认识,错误地以为这些都是为了实现更重要的目标而不能不付出的代价,以后不难收拾。

1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⑩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6日。

  取得更大的胜利。”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讲话记

  这是根据毛泽东“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思想作出的具体部署。

傅崇碧把周恩来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说:

  比这影响更大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向周恩来等开始发动猛烈攻击。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除了他指定的传达范围以及要汪东兴专送在北京的周恩来以外,对其他人一概严格保密。林彪、叶群等便千方百计地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和谈话内容。

  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

  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

“这些老干部怎么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毛泽东又谈到国际问题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②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77年11月版,第51页。

  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

  杨成武在周恩来同他谈话的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东方翁曰:从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夺权开始,到1月8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的夺权阶段。在这个时期,虽然还有红卫兵卷入其中,但他们已经不是运动的主力了,因为在这一时期之前,许多产业工人和机关干部都已经卷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成立了各种造反派组织,他们已经取代红卫兵成了运动的主力军。同时,在这一时期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造反派逐渐发生分裂和改组,两派或者几派之间,都各自标榜自己是左派,是造反派。军队内部的文革也出现了派别之争。于是派性斗争日益加剧,对立面之间的武斗也不断升级,终于导致了在夺权斗争中出现的大混战局面。作者东方直心 联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

  邓小平的复出,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时毛泽东关注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准备打仗”。

  那时候,北京高等学校多数师生已对这种无休无止、徒然造成严重破坏的派性武斗十分厌倦,做了“逍遥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大多数人是你们要打你们就去打,我不来。他们当逍遥派。”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7月12日。)但聂元梓、蒯大富等自恃“造反有功”,又有中央文革做“后台”,把自己封成“一贯正确”,一意孤行,不仅插手各地武斗,而且继续在北京高等学校内指挥大规模武斗,不断酿成流血事件,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已不能再延续下去。七月二十七日,经他决定,向清华园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向校内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进入清华园的工人宣传队员达到两万八九千人。蒯大富等却下令以武力“还击”工人宣传队员,造成五名工人死亡,几百名工人受伤。这使毛泽东十分愤怒。

  毛泽东此刻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努力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但他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大方向”的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而难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1月21日下午,海军上将陶勇投井自杀身亡。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就六六届至七0届的大学生毕业工资待遇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六六届大学生(在全国约八十万人)毕业已六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造成目前工人的工资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此不愿再上学。周培源认为,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他提出了提高大学毕业生待遇的具体意见。几天后,毛泽东对报告批示:“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②

  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已经又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心情轻松地登上南下专列,驶往他所熟悉的“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十六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他都住在武昌东湖的梅岭一号。离开的那天,他对湖北负责人曾思玉等说:“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是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⑤

  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说: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它是建立在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基础上的。对于党和国家机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而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那样做的结果,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这篇编辑部文章,是陈伯达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但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文章发表前是经过毛泽东看过并同意的。

傅崇碧猫着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着“喷气式”的样子,说道:

  ⒂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林彪的“第一个号令”,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事先竟没有请示军委主席毛泽东,就擅自作出决定,并向全军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

  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

1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中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

  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见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他又对与会的人说:

  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

“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⑩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4日。

  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往北戴河,向在那里的林彪汇报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准备在最近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等问题。用周恩来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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