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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彭德怀划清界限,这是他在庐山会议上的工作

来源:http://www.parajumpers2012.com 作者:必威 时间:2019-11-08 06:15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韶山。从一九二七年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在座。毛泽东说:“彭德怀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毛泽东还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在《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作者苏维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杨尚昆详细讲述了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特别是批判彭德怀的情况。摘登如下。

  庐山会议前后(一九五九年)

图片 11959年8月7日,庐山会议期间,批判彭德怀现场。图/FOTOP

  回韶山前,毛泽东先在武汉住了两天,游了长江。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办公厅一些老同志建议把它列为《杨尚昆回忆录》的一章,得到杨尚昆的同意。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他说,我作为庐山会议的正式成员,又是会务工作的总负责人,是应当对这次会议说几句话的。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的观点逐条批判。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会议气氛骤然紧张。

  关于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

1988年9、10月间,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李冰封看到了一个发旧的、窄窄的小黑皮本,里面罕见地记录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详实情况。

  六月二十四日,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一路上同王任重谈话,讲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一个故事。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他对王任重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①(①见《史记•魏世家》。原文为:“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

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

7月26日,毛泽东又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为题批评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云仲反映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给他的信。毛泽东对此信作了长达2500字的评论,指责信的作者专门搜集缺点方面的材料,而对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一天,各小组又传达了毛泽东讲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话不多,但分量很重。一个文字评论,一个口头谈话,意思是明白的,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反右!

  庐山会议前中央召开的两次郑州会议〔83〕、武昌会议、上海会议,我参加的情况:

小黑皮本的主人,正是当年毛泽东的兼职政治秘书、时任中顾委委员的李锐。这是他在庐山会议上的工作笔记本,他后来正是主要凭着这个笔记本,写出了《庐山会议实录》。

  他对封锁消息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说:“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王任重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毛泽东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他有些后悔地说:“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个机会,造成目前的被动。”①(①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2—14页。)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杨尚昆当时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在和我们谈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他分析认为,即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7月30日,迫于当时形势,我在小组会上也不得不违心地批判彭德怀。我说《意见书》的政治方向,是反对建设时期总路线和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两次郑州会议我只参加了一次。这次郑州会议,由于收到通知较晚,只参加了会议的最后一天。那次会议是某天黄昏后在火车上召开的,会上是毛主席讲话,其大意是反对“共产风”。因为到会者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所以会议时间不长即散。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并未提出其他意见。

李锐1950年代初担任《新湖南报》社长时,李冰封是副刊组组长,两人关系很好。他当即给李锐打电话,希望《庐山会议实录》能在湖南出版。李锐答应了。

  毛泽东当天来到长沙,下午游了湘江。这是他青年时代经常游泳的地方。他兴致很高,登上橘子洲,稍事休息,随口念了一副对联:“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这时,围拢来一群孩子,毛泽东高兴地和他们照了像。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1959年6月4日、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当年工业生产指标。会后,我去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对我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后说,中央对农村和市场方面都有了指示,下面贯彻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原定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推迟到7月。他说想利用这段时间出去摸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6月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强调计划必须落到实处,要注意综合平衡。他说,1958年搞大跃进,成绩很大,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要紧,不碰钉子不会转弯。1957年调低指标是必要的,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明年的指标也可以低一些,搞一个马鞍形。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办好农村食堂。他宣布,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开了。20日,毛泽东离京南下,次日,到达郑州。当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来电话,说主席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要我征询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意见。我当即报告刘少奇,刘少奇连夜召开会议,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因对庐山承办会议的条件一无所知,决定让我先去庐山,进行安排。这已经是22日凌晨了。上午,我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对庐山会议的会务工作作了简单部署。23日,我直飞南昌,同江西省委的同志见面后即赶赴庐山,到庐山已是晚9时多了。这时我又得悉毛泽东准备回韶山,会议推迟到7月1日。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要求大家讨论路线是非问题。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信中说 “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说彭德怀同张闻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会议期间,有人看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经到彭德怀那里去串门,这本来是同志间的正常交往,可就是有人把它当做问题煞有介事地反映给毛泽东。

  武昌会议时,我参加了西北小组。在小组讨论公布一九五八年的粮棉数字时,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一万亿斤以上;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九千亿斤,棉花有六七千万担;也有的同志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大大落后于农业。我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的同志对我提出了客气的批评,他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我说:“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主席说公布七千五百亿斤,我当时同意了,但心中对此数还是有怀疑的。

在位于湖南省新闻出版局的家中,李冰封走进书房,寻出了珍藏的最早版本。87岁的他,一生嗜书,现在每天阅读量仍然很大,常常看书至凌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眼前的这个版本,如今早已绝迹,黄绿色的封皮已经发旧了。

  六月二十五日午后,毛泽东乘汽车踏上回乡的路。一路上,车窗外熟悉的景物一再勾起他对三十多年前那些往事的回忆。他对陪同人员谈起一九二二年在长沙做工人运动的经历,谈起他指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等等。到了韶山,他在住地院子里,又谈起发动秋收起义、组建人民军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情景。他说: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而散6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②(②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2—14页。)

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陆续到达庐山。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准备讨论的从读书到形势和任务,从国内到国际共19个问题。会议的开法是先用几天时间座谈以上一大堆问题,有的问题争取形成文件,然后再开两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文件。

黄克诚是7月17日才到庐山的。19日,黄在小组会上发言,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彭德怀的观点差不多。于是有人批评他,他懵了。当晚,他跑来找我,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前一段会议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些话我还是要说。23日,毛泽东讲话后,黄克诚同许多人一样,思想不通。当晚,周小舟、周惠、李锐一起到黄的住处,议论毛泽东的讲话。周小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还说:“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劝他们,有意见应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不要随便议论。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就成了他们背后进行反党活动的证据。

  会议闭幕后,我先到了湘潭县的乌石、韶山两公社,后又到了平江县。这几处给我的印象是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的数字那样多。其根据:由于劳动力不足,没有收获好;有些地区又多吃了一些粮食。在平江展览馆参观时,发现将两个年度的生产数字颠倒公布了,即将一九五七年高产数字公布为一九五八年的生产数字,而将一九五八年的较低数字公布为一九五七年的生产数字。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的。

当时,市面上已有几种回忆庐山会议的书,但要么失真,要么简略。读完这本书之后,在李冰封心中,原本不解的许多事情,终于恍然大悟。

  这一天,毛泽东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兴奋不已。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当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很大分歧。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郑州会议到现在己经初步解决了。从全局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有一些同志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是存在的缺点、错误和带来的后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指导思想有失误,采取措施切实纠正。也有一些同志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还有意无意地压制别人揭露问题、提意见。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后,坚持还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分歧更加鲜明突出,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这期间,李锐也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看法,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肯定彭德怀的《意见书》。

  回到株洲市,恰与薄一波同志相遇,当谈到粮食数字时,我说:“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购一千二百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估计征购九百亿斤为宜。”薄一波同志说:“你给中央打个电报。”我说:“请你写吧。”后来还是用我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说明不能征购一千二百亿斤,只能征购九百亿斤。这个电报妥当与否,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是可以看出,我的怀疑观点,是没有隐瞒下来的。

“反党集团”追随者

  第二天清早,毛泽东径自朝附近的小山上走去。随从人员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紧跟而行。顺着一条小道,毛泽东来到了父母的墓前。身边工作人员将采自路边的一束松枝递给他。他接过来,神情肃穆,敬送到父母墓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轻声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言语中满含着无限思念和感慨。当地干部问他,要不要把坟修一下。他说:“不要了,添一下土就行了。”

7月8日,周恩来召集小会,商谈会议讨论的哪些问题需要形成文件。到会同志一致认为会议讨论的问题,许多尚不成熟,可以形成文件的不多,并建议会议尽早结束。10日,毛泽东指定我、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5人组成小组,负责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起草一个《记录》。13日,毛泽东提出5人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6人,扩大为11人小组,限2日内写出初稿,14日夜印好送给他。遵照这一指示,起草小组立即开会,给秀才们分题目,分头起草,由胡乔木抓总,我负责组织联系。当天午夜,各位秀才交卷,随即付印。14日凌晨印出清样,各小组全天逐条逐句边讨论、边修改,14日夜如期印出一稿分送毛泽东、中央常委和各组同志人手一份。15日各小组全天都在开会讨论《记录》。那几天,时间抓得很紧,真是分秒必争,大有会议即将结束之势。

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 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周恩来就让我转告周小舟,不要再传这个话了。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发以后,周小舟在小组会上表示赞同。23日毛泽东讲了话,周小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上海会议时(一九五九年四月),正值西藏发生叛乱,当时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进军西藏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上了,因此,对其他问题没有提意见。

1959年6月30日,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毛泽东政治秘书的李锐接到通知,上庐山开会。

  返回住地的途中,毛泽东顺道看望了一家农户,又来到韶山学校,和师生们合影留念。

7月15日,就在各组讨论《记录》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北京再来一些人,参加最后几天的会议。16日,毛泽东批印彭德怀《意见书》的同时,又提出改变庐山会议分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北京来的同志要调一下组。比如你原来分在华东组,那么从明天起就不再参加华东组的会议了,换到别的组去。毛泽东说: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

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我在一九五九年五月访问了东欧各国,六月中旬回到北京。第二天到国防部办公楼,听了黄克诚关于国内情况的说明。山东菏泽地区的粮荒情况,比我出国时要稍微缓和些。四月开上海会议时,甘肃还说是余粮省,现在已成为严重的缺粮省,运输力缺乏,运粮进去也不容易。我问:“军队中还可抽出一点运输力吗?”黄说:“凡能抽出的已全部抽去了,海军舰只抽了一部分到重庆帮助运粮,空军也抽出了一部分,如再抽调要影响备战。现在油的储备也有问题。”黄说:“西藏平乱,虽已胜利,但运输车辆还不能减少。”他在谈话时,有些为难的表情。我说:“还是想办法抽出一点运输力来帮助地方。”我说:“东欧各兄弟国家人民,对中国很热情,各国领导对西藏叛乱是很关心的。”我又说,七月一日中央在庐山召集工作会议,我现在很疲劳,想休息一下。庐山会议请你参加,因你是书记处书记,地方和军队情况都比较熟悉。他说,庐山会议还是你自己去的好。他愿留在军委管家。我就只好自己去,不便过于勉强。

这天,部分接到会议通知的在京人员集中到中南海居仁堂开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薄一波、康生、吴冷西、田家英以及部分部长。

  回到住所,毛泽东对随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①(①吴旭君、沈同的回忆。周立波《韶山的节日》,见《周立波文集》(4),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634页。)

各组对《记录》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实际上就是如何评价三面红旗问题。尽管前一段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意见很多,后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也是多数表示赞成,但是在最后形成正式文件时,就要字斟句酌了。有人说《记录》对大跃进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表述得不够充分,而对存在的问题写得过于具体,会给群众泼冷水;有人说《记录》对缺点看得过重,是一个泄气文件。7月23日以后,有人干脆指责《记录》和《意见书》唱的是一个调。这表明,当时虽然许多同志看到了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危害,要纠左;但另一方面,自己头脑里求速成的急躁情绪并未得到克服。在这种情况下,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注定无法实现。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进行反击。

  六月二十九日,在武汉乘轮船到庐山,七月一日休息一天,二日开会。毛主席概述了形势,大体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中央办公厅所发材料不少。我编入西北小组,几乎每次会都去出席,约十次。参加国务院两次会是讨论计划工作;参加了中央常委会一两次,其他任何地方都未去。

召集会议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讲了话。他说,这次是上庐山开“神仙会”。所谓神仙会,即是在经济形势略有好转的情形下,为“大跃进”降温,到庐山开八届八中全会,明确国内的形势和未来的经济走向,同时避暑、闲游。他还传达了会上要讨论的13个问题。

  六月二十七日,回到韶山的第三天下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韶山水库游泳。水库不大,坐落在两山之间,是“大跃进”时兴建的。毛泽东下了水,岸边站着不少父老乡亲。他时而躺在水面,时而坐起,时而立起,仿佛又回到无拘无束的少年时代。乡亲们报以阵阵掌声。

7月17日,彭真到达庐山。22日,由彭真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记录》,意见还是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不料,23日,毛泽东突然在大会上讲话,严厉批评彭德怀的《意见书》,风云突变。但这时刘少奇仍然要求起草小组 尽快改出《记录》,争取提交会议通过,形成正式文件发下去。24日,毛泽东也在大区负责人会议上说,《记录》已改到第三稿,合乎实际,有利团结工作。起草是个过程,一稿被推倒,二稿作者本人不满意,现在三稿准备发表。但是随着会议反右倾的不断升级,《记录》的事也就不再提了。

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事先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刘少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

  周小舟来我处谈过两次。第一次谈了湖南工业情况,他说,过去湖南没有重工业基础,现有钢铁厂、电机制造厂、机械厂等;轻工业有很大发展;水利建设成绩也很大,平均四十天不下雨,还可保收。约谈了数十分钟,吃午饭去了。过了两天,周小舟第二次来谈,他说去年粮食造了假!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是压出来的。一次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我说:“只能是有多少报多少,决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他又说:“现在吃大锅饭(公共食堂),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火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动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我说:“这些问题,你应当如实地向主席反映。”周说:“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他希望我有机会同主席谈谈,向主席反映一些具体情况。我说:“军队方面也常反映一些社会情况,我都送给主席看。”他说:“主席能看到吗?”我说:“能看到。”

7月3日,庐山会议开始,首先是小组讨论。从这天起,李锐开始在自己的黑皮本上作详细的会议记录,一直到会议结束。他没想到的是,这个黑皮本,日后会成为见证这段历史的最重要原始材料之一。

  游泳完了,毛泽东来到毛震公祠。这里面已经没有祖宗牌位,毛泽东还是坚持要进去行三鞠躬礼。据陪同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主席下了车以后,大步向宗祠的门口走去。当地陪同的同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韶山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同志)对他讲,里面没有什么看的了,祖宗的牌子已经没有了。意思是说可以不进去了。主席根本没有听他的劝阻,还是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管他三七二十一,鞠三个躬再说。”“行完礼以后,主席还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还在那儿看,也没有讲话。一下子,我看他急转身往大门口走去,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讲: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②(②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0年10月。)

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关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议题是:经济建设指标问题;总路线问题。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但是人们习惯上把这次会议同前一段的中央工作会议统称为庐山会议。

周恩来担心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彭德怀。

  张闻天住在我隔壁院子,一出门就见到,谈的次数多些。多在散步时,随便谈谈。时间久了,已记不清楚,大概谈及几件主要的事情:小土炉炼铁是得不偿失。我说,炼土铁是有得有失(后来我给主席信,别人抄错变为有失有得)。张说:“你的估价还比较高。”张说:“要很好学习历史,毛主席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我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我表示会议后要认真学习政治经济学,认为斯大林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法则问题,但没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是犯有错误的。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这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会议原本定于7月15日结束,但7月13日,深感忧虑的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在肯定大跃进的成绩的同时,他力陈“左”的危害,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政治挂帅不能代替经济法则”等意见。

  这天晚上,毛泽东请乡亲们吃饭。既有长辈、老师、亲友和当地干部,也有老党员、老自卫队员和革命烈士的家属。

从纠左转向反右

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彭德怀的《意见书》谈自己的看法,言词比较缓和,还没有讲完,就被毛泽东打断,指责他“隔靴搔痒”,弄得朱德下不来台。林彪调子最高,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

  以上是在庐山会议期间,七月十日前后和周小舟、张闻天谈的大致内容。此时,黄克诚还未去庐山。

14日,毛泽东收到信。16日,信被下发各小组讨论。7月21日,张闻天不听深知内情的胡乔木的劝告,发言长达3小时,旗帜鲜明地赞同彭的意见,并列举事实,直陈“三面红旗”对经济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以及党内民主作风的缺乏。

  据王任重回忆说:“其中一位老年人批评了我们湖北‘亩产万斤’的报道,他说亩产千斤也做不到。我告诉老人家,亩产万斤确实是谎报,但有少数高产田亩产千斤是真的。老人家还是摇头。饭后,毛主席又和我们三人①(①指王任重、罗瑞卿、周小舟。)谈了很久,谈了关于读书的问题,他说要读马列主义,还要读点历史,读些古诗词。谈到经济工作,他强调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②(②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5页。)

杨尚昆一生做了两件违心的事,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为了尽快出来工作,违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审查结论上签了字;另一件就是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对后者,他一直是心怀内疚的。他和我们详细讲述了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特别是批判彭德怀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初期,我参加了西北小组。七月二日开幕以后,从七月三日到十日的八天中,我在小组会上共有七次发言(或插话)。这些都在会议时期中央办公厅的简报上陆续印发给到会同志。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对我七月十四日信批判以后,西北小组又将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或插话)几经校对,集中印发给到会同志。

7月23日一早,毛泽东召集全体会议,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讲话。李锐的小黑皮笔记本几乎全文记录了讲话内容。毛称:“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他们重复了1956 年下半年、1957 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

  六月二十八日中午,毛泽东又请来几家亲戚,一起吃了午饭。当天下午,乘车离开韶山。这次回乡,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四天,在毛泽东心里却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了却了他多少年来的思乡情。一首七律在他的笔下诞生了。这就是有名的诗作《七律•到韶山》: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的观点逐条批判。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会议气氛骤然紧张。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在我给主席写信以前,并不是一言不发,而是在言词中表露了对某些“左”的现象不满,这才是事实。

形势急转直下。对希望通过此次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的人来说,这一讲话如同当头棒喝。散会后,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和李锐一起沿着山路散步,“心中都是沉甸甸的,没有一个人讲话”。

  别梦依稀咒逝川,

7月26日,毛泽东又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为题批印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云仲反映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给他的信。这封万余言的长信,既反映了一些重大问题,指出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蚀;关于农民和工农关系问题以及计划工作中存在主观主义等;也反映了一些具体问题,如指出铺张浪费之风严重等。毛泽东对此信作了长达2500字的评论,指责信的作者专门收集缺点方面的材料,而对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一天,各小组又传达了毛泽东讲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话不多,但分量很重。一个文字评论,一个口头谈话,意思是明白的,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反右!

  从七月一日起,除参加会议外,就是坐在室内看中央部门有关财经的文件、群众来信、会议简报。到七月十二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这也就是我七月十四日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本决定十三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去了。十三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七月十二日晚腹稿已成),七月十四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十六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出来了,我于十八日参加小组会时,我说明这封信只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请求中央办公厅收回我这封信。可是二十日前后,张闻天、周小舟还有其他人发了言,都说基本上同意我那封信,黄克诚十八号晚或十九号晚才到庐山的。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我未看到。毛主席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批判了我那封信是反党性质的纲领,说在写这封信之前,就有人发言支持,形成有唱有和,这不是反党集团又是什么呢?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会议的空气就变了,我的情绪也是紧张的。

当晚,李锐心中积郁,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湖南省委常委、副书记周惠住处交谈。

  故园三十二年前。

7月30日 ,迫于当时形势,我在小组会上也不得不违心地批判彭德怀。我说《意见书》的政治方向,是反对建设时期总路线和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为了表白我当时写信的动机和愿望,故在这里再次把我对当时国内形势及对当时一些具体问题的观点说明一下(成绩就不详细谈了)。

周小舟比较激动。他说,毛的讲话若没有经过常委会讨论,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最终将导致党的分裂。他表示,想找毛泽东谈一谈,争吵一顿也好。

  红旗卷起农奴戟,

7月31日、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在小范围内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和思想根源。但是会议情况都及时地向各小组传达,推动了大范围对彭德怀的斗争。

  我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我认为当时是处于大好形势之下。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在各地陆续组成。大跃进运动的广泛掀起,和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与我国人民为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愿望相适应的。这些总的大好形势,给了我们在执行总路线、巩固人民公社和持续大跃进方面,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是不是在当时就没有什么问题呢?不是。而相对的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具体政策上,是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或错误的。在庐山会议时,我所写的信,是起源于这些问题。

最后,周小舟决定去找总参谋长黄克诚谈。李锐不同意,觉得有搞小组织的风险,但拗不过周小舟。在电话里,黄也不同意他们去,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谨慎些。但周小舟坚持要去,黄只好同意。谈到晚上10点,彭德怀正好拿着一份军事电报来找黄,李锐敏感地觉察到不妥,于是催着周小舟和周惠离开了。

  黑手高悬霸主鞭。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要求大家讨论路线是非问题。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信中说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说彭德怀同张闻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会议期间,有人看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经到彭德怀那里去串门,这本来是同志间的正常交往,可就是有人把它当作问题煞有介事地反映给毛泽东,大概是表白自己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吧。毛泽东就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其实,张闻天、周小舟根本与军事无关;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是总参谋长,他们交往密切是很正常的。

  首先,我当时对计划工作是有意见的。认为一九五八年基本建设项目过多过急,不少工厂返工和窝工,分散了资金,致使必成项目推迟,而形成了原材料紧张。一九五九年并没有加以控制,而盲目地继续扩大基本建设。在发展钢铁工业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注重了加工工业及材料工业的建设和发展,而相对地忽视了原料工业。原料工业是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基础,如果基础不巩固,就会影响加工工业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七月十四日给主席的信上,举出了一系列的例子,如:没有认真研究炼钢、轧钢及碎石设备和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对于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和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以及市场商品安排,等等,也注意的不够。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我当时认为,在计划工作方面的不够实事求是,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我当时也顾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一些基本建设项目,不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会要延长比例失调(主要是农业远远地落后于工业),某些被动局面就难以摆脱,将会直接妨碍四年赶英或超英的跃进速度。在给主席的信中,我也提到“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我当时认为有四个难于决断的原因:一是地方要求多快;二是政府各部门要求多快;三是中央也希望多快;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还没有得出客观规律。斯大林同志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摸索了约近二十年才得出结论,即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三至十四点八七。我国情况,比苏联当时的情况有所不同。首先,我们人力比他们多;其二,是国际环境比较好;但是我们的工业基础是比较差的。根据具体条件的比较,我国的建设速度可能会快些。但是究竟快多少呢?如果四年翻一番,每年要递增百分之十八点九三;如果三年翻一番,每年要递增百分之二十六。我当时想,我们四年翻一番,争取三年半完成,因无经验,没有提出来。我总觉得,计划工作没有一个年度标准是不好做的,容易产生冒进或保守现象,只好检讨再检讨。我在给主席的信中,批评计划工作就占了信的一半,只有“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这句话,是原谅计委的。

果然,此次碰头,后来被称为“23日夜事件”,也即“军事俱乐部”的由来。

  为有牺牲多壮志,’

当时给彭德怀戴了几顶帽子,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总路线、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动,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纲领。彭德怀是漏网的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是里通外国、与苏修反华相呼应。彭德怀从维护大局出发,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承认客观上起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作用,造成严重后果,但始终不承认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里通外国。

  我认为,在农业方面也要有一个标准为宜。从解放以来,在现有条件下,平均每年能够增长百分之七就算不错了。至于将来农业机械、水利、肥料条件改善和加强后,那时肯定会快得多。从解放后,我国农业每三年中就有丰年一年,平年一年,歉年一年。一九五二年是丰年,一九五三年是平年,一九五四年是歉年;又一九五五年是丰年,一九五六年是平年,一九五七年是歉年。过去是以丰补歉。一九五八年是一个特大丰年,但由于好多地区收获得不好和保管得不好,也有些地区发生多吃和其他浪费现象,不但国家库存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如果过去的自然气候是带有规律性的,那么一九五九年就是平年,一九六○年是歉年。一九五八年秋有九千万人炼铁,一九五九年继续七千万人大搞水利建设,这对长远利益来讲,当然是有好处的,但对当年的农业生产来讲,是有些不适应的。再加上各方面一齐有几个“大办”,这就势必造成农业缺乏劳动力,而直接影响农业增产,又进而影响到一些工业、轻工业的原料来源和副食品的供应。

7月31日和8月1日,连续召开了两次政治局常委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列席,彭真要求李锐做详细记录。这两次会议,实际是从1930年代开始,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

  敢叫日月换新天。

黄克诚是7月17日才到庐山的。19日,黄在小组会上发言,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彭德怀的观点差不多。于是有人批评他,他蒙了。当晚,他跑来找我,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前一段会议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些话我还是要说。23日,毛泽东讲话后,黄克诚同许多人一样,思想不通。当晚,周小舟、周惠、李锐一起到黄的住处,议论毛泽东的讲话。周小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还说: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劝他们,有意见应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不要随便议论。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就成了他们背后进行反党活动的证据。

  在当时对小土群炼铁问题的议论,有三种意见:一是有损无益;二是得不偿失;三是有得有失。我是第三种看法,反对前两种看法。

8月1日,毛泽东讲话后,朱德第一个发言,态度比较温和。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朱德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

  喜看稻菽千重浪,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他在基本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以后,着重讲了缺点、缺点的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他肯定彭德怀的《意见书》,说: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他强调现在的问题是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的问题的一面。他指出:总结经验时,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张闻天的发言材料翔实、观点鲜明,论述有理有据,讲后反应很大。后来把张闻天的这篇讲话说成是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全面系统地发挥。

  当时,在贸易政策方面,我对“内销服从外贸”,也是有不同看法的。出口过多,就会引起国内市场紧张,将影响货币回笼和财政收入,也就会影响大跃进。

林彪第二个发言,“声色俱厉”地为彭德怀定了调:“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遍地英雄下夕烟。

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我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他,就会有人说我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去了。

  那时我把这些概括起来为“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来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经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以及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大跃进的关键所在。”

列席会议的彭真问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箭靶子射谁”?

  他还写了一个小序:“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加上他过去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面前说话不大拘谨。在庐山,开始他比较活跃。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周恩来听到议论,问我这是从哪里传出的话。我告诉周恩来,听说是周小舟讲的。周恩来就让我转告周小舟,不要再传这个话了。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发以后,周小舟在小组会上表示赞同。23日毛泽东讲了话,周小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在那个时期,有许多地区的领导同志,滋长了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有时他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长远的战略性的任务,错误地作为当时的行动口号。在某项工作任务中,缺乏认真研究具体条件,凭自己的主观愿望作决定。有时中央下达了任务,他们层层加码。甚至流传了一些纯主观主义口号,如:“人有多大的胆,地就有多大的产”;“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当然,这些错误说法,他们是不会直接讲给主席等领导同志听的。我认为,这种做法和说法,实际上是在破坏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农村劳动力的组织方面,有许多地区过分强调大兵团作战,不按照强弱劳动力相互搭配,反而实行强弱分别组织。这样组织劳动力,是不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技术水平的。

刘少奇回忆了1935年长征途中会理会议的事情,说:“以后想极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别性少提,但搞不好。难搞成朋友。一下冒犯了,打击时,是敌对态度。”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是前一天夜里从长沙到武昌的。

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在当时,某些地区严重地刮起了几股黑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其他各级干部也有不少),把才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误当做共产主义已经来临,把大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盲目地集中起来,实行所谓“共产主义”;新居民点还没有建立起来,就盲目地拆房子和砍伐树木、竹林。有不少农户怕“共产”,就低价变卖家产。有些干部为了表白自己的工作成绩,就无限制地上报“卫星”数字。本来产量不高,而报上去的数字很高。如果这些数字堆集在一起,那真是令人可怕!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说与某些领导部门要求的任务过重无关。许多基层干部,为了放更高的卫星或完成上一级交给他的层层加码下来的生产指标,便采取了强迫命令的手段。有的地区打人竟成了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在劳动生产中,有些地区不照顾妇女生理特点的现象也很严重,致使不少妇女发生子宫下垂和停经的疾病。这些风气,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至乌石、平江等地时,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因为有不少农民到我处申诉、告状。由于这些黑风在某些地区刮起,直接影响了我党基层组织在那些 地区群众中的威信,使中央领导同志在那些地区的威信 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更严重的是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强迫命令等。这些问题,在庐山会议初期,到会同志并没有推心置腹地谈出来。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就促使了我给主席写信的念头。

周恩来在中间插话:“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共十四个:(一)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4页。)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评三面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会使人泄气,担心左派队伍守不住阵地,有人就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要求毛泽东出来讲话。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进行反击。

  七月二十三日,对我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这两次会议时,李锐就坐在彭德怀的斜后面。他看见彭的面部表情非常严肃,冷静得过头,痛苦的感情似乎藏得很深。李锐心里非常痛苦,手常常不听指挥,字迹潦草如天书。

  六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一行乘船离开武昌,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第二天(七月一日)一大早,乘车上了庐山。连日来,庐山一直是阴雨天,这天早上突然放晴。一路上,毛泽东心情轻松,作了一首律诗《七律•登庐山》:

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事先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刘少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乔木谈话,表示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在小范围内批判,总的部署还应继续纠左,《记录》要争取发出去,让下面继续纠左。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意见,胡乔木说这已经不可能了。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我写给主席的那封信,主要是将我在西北小组会上不便讲的一些问题,提要式地写给主席。这些问题是涉及到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以及某些干部的工作方法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当时认为主要是产生了一些“左”的现象,而右的保守思想也有,但那只是个别的或者是极少数的。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正如在一九五八年秋,人民公社刚成立不久,曾有一些人对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和按劳分配原则问题在认识上有些模糊,但是经过主席的开导,那个问题很快得到了纠正。既纠正了偏差,又没有伤害同志们的积极性,我对此非常满意。所以我七月十四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竖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他会斟酌的。

之后,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接连三天揭批“军事俱乐部”,李锐亦被毛列入其中。

  一山飞峙大江边,

周恩来担心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彭德怀。

  可是,事与愿违。在七月十七日上午就收到了中央办公厅对那封信的印发本,并在起头加了一个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七月十八日,在小组会上我就要求收回这封信,申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而没有完全写明意思。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言语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动机,怎么也是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

8月16日,全会通过一个公报和四个决议。其中,《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将彭等人定性为“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及其追随者”。

  跃上葱茏四百旋。

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彭德怀的《意见书》谈自己的看法,言词比较缓和,还没有讲完,就被毛泽东打断,指责他隔靴搔痒,弄得朱德下不来台。林彪调子最高,说彭德怀这回是来招兵买马的,想当大英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又说这次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消除了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隐患和避免了经济上出现大马鞍形。林彪的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

  当日黄昏,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在马路上散步时,迎面碰见了一个同志,他叫了声:“老彭,今天上午主席的讲话,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他很严肃地说:“老彭,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高度原则,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我说:“现在很疲劳,一时写不出来,也写不清楚。”他说:“你讲意思,叫秘书记录并加以整理,然后你自己再去斟酌,这样比较严密,也比较深刻些。”我说:“没带秘书,只带来一个管军事电报的大尉参谋,他写不了这类文章。”我知道他说的话是好意,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即别而归。

毛泽东故意问会议主持人周恩来:“追随者是哪个?”周答:“是李锐。”毛说:“李锐,不是我瞧不起你,你不是中央委员,你不够格。”当年向下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时,这些都做了传达。李锐的老朋友中,有人说:“李锐真完蛋了。”

  冷眼向洋看世界,

邓小平、陈云因病留守北京,没有参加庐山会议。

  回到住所后,参谋同志送来军委转西藏军区电报,是要求增派运输车辆。即拿着电报想同黄克诚同志商量一下。推开黄的门时,听到黄克诚同志说:“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主席是不会错的。”我进到黄的室内时,见到在座的有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周小舟同志即对我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五十步了。”我说,五十步也不要着急,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仅停片刻,没有谈及别的,我即回自己办公室去处理电报。当晚,怎么也睡不着,直至拂晓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呢?那位同志的话虽对,但怎样才是对党对人民有利呢?是保留自己的看法呢,还是作检讨呢?总之,有一系列的问号在我脑子里盘旋着。甚至产生了一种埋怨情绪,想:我虽然认识主席时间比较晚,可是也有三十余年了,我这信有如此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不可以找我谈一谈呢?同时也考虑到,我党中央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并积极支援国际上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损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损失。想到这里,我动摇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头。

庐山会议后,在水电部大会上,李锐前后挨批三个月,被开除党籍。水电系统还揪出一个“李锐反党集团”。1960年3月,李锐被下放北大荒劳改。

  热风吹雨洒江天。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会后,从中央到基层全面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党员和干部。

  第二天,即二十四日上午,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我说:“除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我准备写封信(没谈内容)给主席以外,没有同其他同志提起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讨自己。

期间,为了便于组织上对他作彻底的“清算”,他将自己多年来的全部日记本、工作笔记本和来往信件等可以反映思想动态的一切资料统统上交了,却唯独保留了这个黑皮笔记本以及在庐山时的有关资料。

  云横九派浮黄鹤,

  但是,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做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惟有所谓“军事俱乐部”〔85〕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吧!”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我觉得这是山上这场大风波的真实记录,为历史,也为我自己,我应当将它们留在身边。”李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浪下三吴起白烟。

  注 释

黑皮本失而复得

  陶令不知何处去。

  〔83〕两次郑州会议,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主席在郑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人民公社问题以及《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等。另一次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会议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84〕武昌会议,即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昌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决议》(草案)及工农业生产问题,通过了《中央同意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问题的几个建议》等文件。本书同页提到:“武昌会议时,我参加了西北小组”,这里的“武昌会议”,指的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等文件。上海会议,即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四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人民公社、国民经济计划、工农业生产以及八届七中全会的议程等问题,形成了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文件。

在北大荒劳改期间,李锐亲身体验了“三面红旗”的恶果,自己也差点饿死。后来,在田家英的努力下,由李富春出面,他被调到黑龙江虎林镇发电厂,摆摊卖菜籽。1961年,他被调回北京。两年之后,他再次被下放,在安徽大别山里的磨子潭水电站当了文化教员。

  桃花源里可耕田?

  〔85〕一九五九年七月,彭德怀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针对当时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左”的错误,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这封信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接着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等人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由于彭德怀当时担任国防部长职务,在批判时,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又被错误地称为“军事俱乐部”。

1967年8月,中央专案组来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要他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接触情况。庐山会议期间,他们就大跃进的形势和对毛泽东的看法有过深入大胆的交流,基本持相同的观点。

  在几天内接连吟成两首诗,这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生涯中并不多见。

李锐问专案组组长是谁,对方回答是周总理。他说,毛主席周围的人,最危险的不是这三个人,而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并举例说明。专案组的人答应口头转告。之后,他给周恩来写了封信,请他们带回京。

  七月二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这次会议研究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讨论的题目,毛泽东在三天前提出的十四个问题以外,又增加了五个,即:(一)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二)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三)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四)协作关系问题;(五)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十九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5、406页。)

两个月后,专案组的人再来磨子潭,将这封信退还给了他,说不能代交。

  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毛泽东这一个时期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暴露出来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从容地加以讨论,得出一致的认识。

又过了一个月,11 月10 日,安徽省军管委员会来人,以负责人找他谈话为由,要连夜将他带往合肥。

  为什么要把读书放在第一个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理论的指导,在重要的历史时刻需要总结经验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理论。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我心中明白,定是同触犯了陈伯达有关。那时此人正红得发紫。”李锐回忆道。

  毛泽东比较看重的另一个问题,或者说更加看重的,是形势问题,作为会议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他认为形势总的是好的,而且在继续好转,这要肯定下来,同时又认为存在的问题不少。他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临走前,他在清理物品时,特地在黑皮本的扉页上写了“李锐庐山会议的记录本”几个字,以防遗失。他叮嘱那几个军人,这个本子是重要之物。

  毛泽东提出的四个基本问题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综合平衡列在四个问题的首位,把它提到与群众路线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在指导经济工作中,历来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认为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这次突出地强调综合平衡,是经过“大跃进”的生动实践和严重教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重要变化。

第二天,专机将他送到北京,投入了秦城监狱,单独监禁了八年。

  他说:“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1979 年1 月,李锐获得平反。

  第三个问题,今年任务;第四,明年任务;第五,四年任务。毛泽东把这三个问题合在一起讲。他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很显然,比起上一年来,毛泽东的头脑冷静多了。

  如何完成任务,有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要解决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突出农业。这一年来,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忽视了农业,吃了大亏,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著名的“农、轻、重”思想,就是这一次提出来的。以后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就全党来说,是经过反复实践而一步一步加深认识的。

  鉴于“大跃进”中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告诫说:“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昕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黔就是‘资本主义’。”“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

  除了读书、形势、任务等五个问题,以下十二个问题都同吸取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有关。

  ——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在这里,毛泽东对平衡不平衡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平衡是根本问题”。

  ——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体制问题。“‘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

  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最后,毛泽东强调了一个团结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凡遇到挫折,出现问题,党内就会产生一些意见分歧。他说:“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5—82页。)

  这两次讲话,实际上为这次会议在什么范围内、在何等程度上继续纠“左”定下基调。对问题的估计,从过去说的“一个指头”到这次的“一、二、三个指头”,也前进了一步。毛泽东希望在“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评价基础上,统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认识,把纠“左”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从七月二日这一天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始。

  当天夜里,毛泽东把十九个问题重新修改一遍,要杨尚昆印发会议,并将原发件收回。这十九个问题,归结起来,是三大问题:怎样看待形势?前段工作中经验教训有哪些?今后怎么办?这些都是带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在与会者中间,看法并不那么一致。

  七月三日开始,按协作区分成六个组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建议不提“以钢为纲”,还是提有计划按比例;有人则不同意,仍然主张“以钢为纲”。又比如,有人主张不提“大搞群众运动”,有些人认为否定大搞群众运动的看法是不对的,等等。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讨论。朱德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个比较尖锐的意见,“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②(②朱德在华中、中南小组会上的发言,1959年7月6日。),显然与毛泽东说的“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的意见不同,但也没有引起多么大的反应。

  连日来,会议的气氛是比较轻松的,被称作“神仙会”。五日是星期天,休会一天,天气晴朗,是上庐山以来天气最好的一天,与会者纷纷出游。

  这几天,毛泽东没有怎么召集会议。他批阅了一些文件,印发会议,以推动与会者深入讨论一些问题。

  七月三日凌晨一时,在入睡前批阅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在服用了安眠药以后,入睡之前,半靠在床上批阅文件,是毛泽东长期养成的一个习惯。修改这个指示稿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体现了“大农业”综合发展的思想:“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的修改,手稿,1959年7月3日。)这显然比“以粮为纲”的提法更为全面。

  七月四日,要杨尚昆把两份材料印发会议,都是中宣部《宣教动态》上登的。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摘要介绍了山西、广东、北京等省市理论刊物发表的四篇文章。有的文章谈到“大跃进”中出现了某种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情况,各地不应强调建立自己的一套工业体系,不能片面强调人人都当“多面手”;有的文章指出,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有的文章对一些工业部门制定生产计划的做法,提出意见。

  另一份是《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文章认为,最近两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失调。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资源多用于基本建设,用于工业生产的比重在下降。

  这些,都是为了总结经验,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批评意见。

  七月五日晨六时,毛泽东写了一个长篇批语,并亲自拟题《粮食问题》,向与会者推荐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

  当时,粮食问题很吃紧,再大幅度增加征购指标,势将增加农民已经很重的负担,影响农业生产,引起农民不满。陈国栋建议,根据生产和消费变化的情况,对粮食产量、购量、销量和农村留粮标准,作必要和可能的调整。调整后的数字,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不变。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百分之四十,农民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减产,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报告认为,上海会议确定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征购指标为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粮食销量达到了一千零二十亿斤,显然是不合理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销售指标原定为九百七十五亿斤,还是偏大了一些,建议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说:“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①(①指协作区主任。)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

  他又提出五点补充意见:“(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3、84页。)

  粮食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制约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大问题。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一年前,他曾经乐观地认为,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国的粮食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然而,粮食的紧张情况使他比较冷静地面对现实。他在这个批语里概要地提出了解决目前粮食紧张问题的基本办法。引人注意的是,批语里的这句话:“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自公社化以来,田头、地角、零星土地,都荒芜了,谁也不去利用,或者不敢去利用。关于恢复自留地,中央虽已发了指示,但许多地方并没有落实。毛泽东看到这个问题,特地指出或者重申这些放宽的政策。这些政策如果认真得到实施,对于缓解粮食紧张状况、帮助农民度过困难日子,可以起不小的作用。

  从毛泽东批示印发这些文件看来,庐山会议的召开,确实是想冷静下来总结经验,“变热锅上的蚂蚁为冷锅上的蚂蚁”,具体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虽然有不同意见,社会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有不满情绪,但这时毛泽东并没有想要开展斗争、反右倾。

  从七月五日到十日,毛泽东还批示印发了一些会议文件。如:总政治部秘书处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中关于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中央统战部收集整理的关于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看法的材料,河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情况的报告,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优越性和改进公共食堂的报告,等等。对这些材料,毛泽东都没有加评论。

  庐山会议开了有一个星期了。七月八日上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而最后的文件,也应以讨论成熟了的问题才作决定为原则,不宜太多。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9页。)

  七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参加人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

  这是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二次讲话。他先讲了一下会议最后阶段的安排,说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接着,他着重讲对形势的看法,对党内越来越多地提出的不同意见已表现出不满,并且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说: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

  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

  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①(①指在天安门广

  场修建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如秦始皇修万里长

  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

  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

  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

  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

  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

  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

  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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